汉武帝一群人并没有走干净，还留了一名白面儒生没有走。此人向张三丰一礼后自我介绍道：“我乃贾谊是也！道长高论，确实出人意外！然武帝当时，确实有囿于时局，不可能看得太清楚长远之厉害所在。故窃以为，道长如此批判武帝，实在是过分了些！”
张三丰傲然笑道：“事实如此也！况且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只图自我私心的宏图霸业，不顾天下民生发展，其根本出发点就错了！若非如此，岂会为时局困惑而一错再错哉？司马迁当时就提出过反对意见，然武帝竟不屑一顾！”
贾谊问道：“你是指司马迁说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加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些？确实，他说得有道理。但武帝安可如此缓慢地等着？”
对于经济的发展，司马迁持任由经济自然发展与因势利导的态度。他认为不要强求百姓去从事何种产业，更不能与民争利。让百姓各自乐业尽力，经济自然就会繁荣。虽然这仅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去想的，但司马迁也认为这样才符合“道”的。
张三丰听贾谊如此说，不禁冷笑道：“他就因自己等不及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与天下争”？司马迁劝过，那可是最下下之策！最终报应不爽，尚不知错，你还来为他鸣冤？”
话说这个贾谊，史上人称贾生，是汉初较为全面地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之人，虽颇受汉武帝看重，但并未采取他的经济思想。唐李商隐为他作诗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见其所处窘境！无它，汉武帝还是觉得那样做不能满足他快速来钱的需要而已！
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重农”的思想家。贾谊的重农抑商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继承并完善了法家的重农理论。首先,在重农的目的上,贾谊以富安天下为根本目标;其次,在抑商的理由上,他着重分析工商业者的奢侈消费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最后,在抑商的措施上,贾谊注重利用对流通领域的调节来实现他的重农抑商。贾谊在这三方面与法家的农战论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区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商关系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重本抑末思想的理论内容。贾谊继承了儒家的“贵义贱利”思想,分别对法家的“不循礼义论”和陆贾、叔孙通等汉初思想家重视礼义作用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改造,形成了以礼义治国的思想。贾谊通过对秦亡教训的分析,认识到贵义贱利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儒家的“义主利从论”由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思想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贾谊的货币经济思想表现为货币流通理论:第一,反对货币私铸。贾谊详尽分析了货币私铸政策的四大弊端;第二,主张货币统一。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国家需以法令来规定货币的形状、重量和成色标准;第三,主张用货币手段调节流通。他重视货币对价格和商品关系的作用,并把货币作为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贾谊针对货币私铸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提出要从垄断货币材料着手以控制货币流通、调节供需、实现封建政权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贾谊这种重视货币在商业流通中的作用，的确很有前瞻性。
贾谊说道：“我倒不是来为武帝鸣冤的。他的做法的确是错了！我只是想与道长探讨下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已！老百姓是“仓廪足而知礼节”！司马迁也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就是说：天下老百姓，贫富悬殊十倍，贫者就自觉卑下了;若悬殊百倍，就畏惧忌惮那样的富人了（遇到时走路都自觉避让）;若悬殊千倍，则为其奴役;若悬殊万倍则只能做那样富翁的仆人了。而从致富难易上来说，行业间又是有差异的。农业不如工业，工业不如商业，商业又不如服务业。但这依次是有本业末业之分的。可见，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民之尊严，平等，乃至于自由，性命皆取决于民生状况。民不能富，何言尊严？富不能均，何言平等？贫富悬殊，自由、性命皆交付于人，何来民权！所以共同富裕是个大前提，而防止过度的贫富悬殊，则又是时时刻刻该重视的。一旦有“仇富”的社会心理产生，朝庭便当警惕，谨慎调整好社会各方面的平衡发展。防止社会财富向少数行业少数人身上聚集而使社会发展失衡。否则，轻则出现经济危机，流民四起，重则政局不稳！所以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之说。虽然司马迁说的是社会中个人的发展，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更宜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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