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1章提到，吴质是曹丕身边的红人，号称“太子4友”（另外3个是朱铄、陈群、司马懿，都特喵的是狗贼！），尚且被如此对待；
至于其他既得不到君主宠爱，又背井离乡的士人，其悲惨处境，也便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两个特殊结果。
其1是流寓士人对地方军阀的依附性极强。
其2是流寓士人在外州站稳脚跟之后，往往会改易籍贯，方便日后出仕。
（1）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
流寓士人对军阀的依附性，在汉末魏晋体现得特别明显。
典型例证就是团结在刘备周围的“元从派”，以及团结在孙权周围的“淮泗集团”。
这批流寓人士，因为离开了旧日籍贯，不可能再通过正常途径出仕，因此只得全身心依附新主子，以求得1官半职。
这便能解释，为何曹操南下（208），扬州士族主降，而淮泗集团（周瑜、鲁肃为代表）主战。
（周）瑜曰：“不然。（曹）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瑜请得精兵3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吴书周瑜传》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何蜀汉政权中，益州士族对刘备父子普遍持抵触态度，与荆楚集团恰恰相反。因为荆楚士人已经离开本籍，他们的荣华富贵全系于刘氏父子；而益州士人依然可以通过“乡举里选”得到出仕机会。
当然，益州士族在刘备与刘禅的打压之下，升任高位者并不太多。但这是统治者的立场问题，与制度无关。
（2）籍贯改易
这是察举制与9品制导致的另1个结果，即流寓士人的后代，为了方便出仕，往往会将籍贯改到新的居所。
仅以吴国案例，略作举证。
吴国官员有籍贯改易记载的，有甘宁、薛综、张昭、周访等人。
甘宁是益州巴郡人，薛综是豫州沛国人，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周访是豫州汝南人，他们无1例外都是侨寓人士。
注：上述诸人籍贯，周访见《晋书》，其余见《吴书》，文多不载。
需要注意的是，两晋时代，此4人的后裔，却无1例外都“着籍丹阳”，成了扬州人（详见《晋书》）。
按建业县（汉末秣陵，东晋建康，6朝金陵，今之南京）原是丹阳郡秣陵县，可知这群吴国将相，实际是放弃了旧日郡望，而将籍贯落在江东新巢。
咱们再来看豪族首领的“文武兼备”特征。
魏晋豪族，从个人特质上看，往往文武兼杂。
两汉出仕，有1条重要标准便是要“经明行修”。
所谓“行修”即具备德行操守。它其实是1个抽象概念，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与品行关系不大，更关乎门第族望。
至于“经明”，即“明经”，指能通晓“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
古文重视训诂考释，今文更类似谶纬内学（通俗来说，就是封建迷信那1套）。
东汉末期，古文经学主导北方学风，而今文经学在南方盛行。
举例来说，曹操在被罢官之后，便是因为“能明古学”而得到汉廷的重新启用，可见他是通晓古文经学的。
（曹操）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王沈《魏书》
至于刘备，也曾师从名儒卢植。
卢植“古今兼修”，可惜他本人对章句也不求甚解。
刘备则更加不学无术，终日斗鸡走狗，没能得到出仕机会。
（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后汉书卢植传》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蜀书先主传》
至于孙坚，则堂而皇之地自诩“无文德”，对自己的文盲身份毫不避讳，反而炫耀“以征伐为功”。
其人彻底放弃学术渠道，转而寻求以军功晋身。
主簿进谏，（孙）坚答曰：“太守（指自己）无文德，以征伐为功。”--《吴录》
魏晋的豪族大姓，不仅是“门阀”，还是“学阀”，他们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也垄断了知识技能。
甚至很多大姓有传家经学，比如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会稽虞氏5代传《易》，会稽贺氏世传《礼》。
所以说，赵旻改变这时代的最关键做法，便是彻底根除知识垄断这1弊病。
然而到了汉末丧乱时期，许多大姓首领，不仅具备了学阀特征，还因为坐拥众多宾客，而成为威震1方的豪帅。
换言之，豪族同时兼备了文、武双重特征。
下1章，咱们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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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云某争取1日1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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