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赵旻沐浴在晨曦中，心情愉悦地踏上征程之时…
蜀郡成都城，刘璋的衙署之内，虽然尚是清晨，但大堂内泾渭分明的两群人已经争吵不休。
毫无疑问，这两群人，一方正是以许靖、费观费祎族父子、董和董允父子、吴懿、法正、孟达为首的东州士人。
李严当然不可能在此。
其人在建安十三年刘表死后才亡入巴蜀。
按照《英雄记》与《华阳国志》记载，东州集团主要由关中三辅人与南阳人构成。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
摘自王粲《英雄记》。
在刘璋老爹刘焉统治期间（西历188-194年），“东州集团”充当了镇压益州豪强的工具。
其与东吴的“淮泗集团”，蜀汉的“荆楚集团”，在本质上毫无差别。
（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益州）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
摘自《华阳国志之刘二牧志》。
刘焉死后（西历194年），原定继承人刘瑁被废。
刘璋因为“温和暗弱”而被益州大族矫命拥立，因此刘璋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益州豪族，东州集团遂失宠。
（益）州大吏赵韪等贪（刘）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
摘自《蜀书之刘璋传》。
刘璋继位同年（194），东州系统便发生叛乱。
甘宁、沈弥、娄发等将领亡入荆州，转投了刘表。
（刘）焉死，子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刘）璋。
摘自王粲《英雄记》。
按陈寿《吴志》，甘宁籍贯益州巴郡；
按韦曜《吴书》，甘宁本籍荆州南阳，因此可将其人视作东州集团的人物。
在历史上，建安五年，也就是本书中去年赵韪叛乱时，东州集团因为“畏惧被诛”才拼死力战。
可见他们与刘璋之间，已经严重貌合神离。
蜀郡、广汉、犍为皆应（赵）韪。（刘）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刘）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
摘自《英雄记》。
而由于赵旻熟知这段历史，因此在去年时，其人曾警告赵韪：
在占据三蜀之中的犍为、广汉二郡后，赵韪最好按兵不动，不要轻易进犯蜀郡。
得益于此，赵韪不但保住了老命，而且赵旻也有机会逼降刘璋。
那么问题来了…
难道益州本地集团都对刘璋出工不出力？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此时此地，另一边的张肃张松兄弟、严颜、王累、王商、张任等益州人，正与对面的东州人争吵不休。
此时的黄权，尚未成为刘璋幕僚，而李邈犹在做县长。
至于双方争吵的主题…
很简单，是战还是降。
因为，张鲁那第一封劝降书，此刻正摆在刘璋案头上。
汝南名士许邵许子将之从弟许靖，此刻好整以暇地捋须道。
“益州诸位同僚，此事尚有何可争？卫将军乃奉主上以从民望之汉臣，其人奉王诏而来，某等焉能与天子相抗？如此，岂非谋逆乎？”
干瘦的王累反唇相讥。
“许文休，你本为汝南人，赵从文今割据汝南，你恐怕已投敌矣！”
许靖呵呵一笑，微微拱手。
“王公谬矣。一者，某与赵从文素昧平生，何谈投敌？二者，汝南乃大汉王土，非赵从文之地也；
三者，刘使君之益州刺史，实乃曹贼矫诏所封，今天子诏书所任之益州牧，乃广陵步子山也。
王公，大是大非，孰顺孰逆，你当真不知否？”
许靖言辞极为犀利，且有理有据，王累数次张口欲言，最终却只能化为一声长叹。
归根结底，赵旻并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严颜抱拳蹙眉道：“许文休！今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你如此伶牙俐齿又有何用？”
许靖见严老头儿说话还算客气，遂收起戏谑之色，作揖还礼正色道。
“严公，今赵从文奉主上以顺讨逆，而刘使君又名不正言不顺，故以某愚见，某等当向天子献降为上。”
五官如石雕般棱角分明、英气勃勃的张任冷冷一哼。
“许文休，某等焉有不战而降之理？”
许靖嗤笑道：“张将军大谬！今某等何异于贼焉？王师既临，某等当迎王师、顺王命，此乃为臣之道也！”
费观不忍心许靖一个人单挑对面一群人，其人遂作揖昂然道。
“诸君，文休所言极是。卫将军乃护送天子亲封之益州牧步子山而来，于情于理，于道于义，某等皆应迎卫将军一行入城也。”
张鲁在给刘璋写的劝降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赵旻为护送步骘上任、讨逆贼张鲁而来。
今张鲁主动归降，赵旻便既往不咎，且已承诺，愿代张鲁父子向天子讨封千户县侯。
是故，张鲁劝刘璋迷途知返、及时献降，赵旻必可保刘璋安享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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