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水经注》、《1统志》均称襄阳是曹操南征荆州时所设，从《3国志》来看，这种说法确实存在1定道理。
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水经沔水注》
《关羽传》亦记载，赤壁之战后，刘备封关羽为襄阳太守。
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蜀书关羽传》
襄阳在江北，彼时处于曹魏控制下，关羽的“襄阳太守”当然只是虚封。但“太守”是郡之长官，可知赤壁之战以后，襄阳确实已经从县升格为郡。
问题在于，襄阳升格为郡，到底是不是始于曹操？
从蔡瑁的相关记载看，襄阳的行政区划改易，有可能始于刘表。
蔡瑁是南郡襄阳县人，但他的仕宦履历比较特殊，历任江夏、南郡、章陵3郡太守。
（蔡）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襄阳耆旧传》
彼时有任官避籍制度，称作“3互法”（见《后汉书蔡邕传》）。按制度要求，本郡人不能出任本郡太守，本州人也不能出任本州刺史。照此而论，蔡瑁以南郡人身份出任南郡太守，未免太过奇怪。
不过3互法虽然存在，却可以通过“改易籍贯”或“改易行政区划”来避开此限制。
比如辽东人公孙度，“改籍玄菟”之后出任辽东太守；再比如下邳人陈登，分下邳东城县为东城郡，之后出任东城太守。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公孙）延，避吏居玄菟。--《魏书公孙度传》
迁（陈）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照此而论，蔡瑁能够出任南郡太守，说明彼时的襄阳县已经不在南郡的行政区划之中。
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即襄阳县曾被刘表划入章陵郡呢？从蔡瑁出任过章陵太守的记载看，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换言之，蔡瑁的老家襄阳，在当时应该是独立在南郡、章陵郡、江夏郡3郡之外的新辖区。
照此而论，襄阳县的行政级别变化，很有可能始于刘表。曹操进入荆州之后（208），对此既成事实则加以进1步确认。
汉末王纲坠地，制度紊乱，地方军阀与土皇帝无异。张鲁改“汉中”为“汉宁”。辽东太守公孙度割幽州东部设平州、又分青州东莱设营州。可见“改易郡国”在当时极为常见。
后汉末，张鲁据汉中，改汉中为汉宁郡。--《元和志》
（公孙度）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魏书公孙度传》
刘表“不供职供，多行僭伪”，乃至“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可知汉廷对他的约束力趋近于0。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指皇帝）。--《后汉书孔融传》
以刘表的僭越程度来看，他把自己的治所襄阳县升格为郡，确实存在比较充分的动机。
以荆州刺史治的变化为线索，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时的历史背景。
自武陵汉寿而始，至南郡襄阳为止，各方军阀均围绕着荆楚之地各施所能，争衡博弈，上演了1出又1出精彩的戏码。
其实武陵汉寿的名称改易，比荆州刺史治的变迁更加有趣。
武陵汉寿，即关羽“汉寿亭侯”的封地所在，这1点人所共知，毋须赘言。
建安2十4年（219）东吴背盟，白衣渡江，荆州全境落入孙权之手，武陵当然也不例外。孙权大喜之下，给荆州故刺史治改名，改“汉寿县”为“吴寿县”。
武陵太守领县汉寿，吴曰吴寿，晋复旧。--《宋书州郡志》
魏国闻讯，当然不甘落后；于是擅署名目，将武陵汉寿县，改为“魏寿县”。还煞有介事地封太尉贾诩为“魏寿乡侯”。
文帝即位，以（贾）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侯。--《魏书贾诩传》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与当年曹操假借汉廷名目，封刘备为“宜城亭侯”（宜城县彼时属刘表）的行径如出1辙。
未知是否出于“明正法统”的考虑，在失去了荆州武陵汉寿县之后，刘备将益州广汉郡的“葭萌县”改为“汉寿县”。
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指刘备）更曰汉寿。--《华阳国志》
换言之，荆州武陵的汉寿，分别成了吴寿与魏寿；益州广汉的葭萌，则成了汉寿。
晋朝统1后，又把西蜀的“汉寿”（旧葭萌）改为“晋寿”，把东吴的“吴寿”（旧汉寿）改回“汉寿”，完成了1次奇妙的循环。
可见遥领、虚封与擅署名目，在历史舞台上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其始末变迁，不觉令人莞尔1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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