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1年2月14日上午，任福的先遣队再度启程追击，却很快在山谷地形内发现好几个银盒。出于好奇打开后，发现竟有不少鸽子从中飞出，成为通知对方伏兵的行动信号。随后，大量西夏重装部队从山谷的另一侧鱼贯而出，开始对立足威武的宋军骑兵实施冲锋。双方立即在狭窄的谷地内展开对攻，一度因实力相差不大而呈现出拉锯之势。
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军中残留的五代传统，让他们对精锐骑兵相当重视，不至于在短时间内丢掉阵地。同时，党项人却受限于国力不强、人口较少等问题，非常关注骑手的损耗问题。所以往往不乐于做过多激烈纠缠，时常需要稍稍后撤并进行休整重组。甚至不惜暂退出河谷紧要位置，给惊慌失措的宋军以喘息之机。
然而，作为铁杆主力的宋军步兵却根本来不及抵达战场，只得任由己方骑兵在险境中自求多福。于是，大量原本只是在外围担负侦查、警戒任务的西夏轻装部队，开始集中到两侧展开共同夹击。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射出遮天蔽日的落顶箭矢，大量杀伤无马甲保护的宋军坐骑。等到猎物在包围圈中的体能告罄，才纷纷从山头俯冲而下，将只有千人的骑兵全部斩杀。
另一方面，由朱观和武英率领的宋朝步兵辎重队伍，也在北侧的笼洛川遭遇阻击。在没有己方骑手增援的情况下，被迫呆在原地承受大量轻骑兵袭扰。即便眼前的西夏人数量不多，也不敢轻易尝试战场机动。直至南侧的任福分队全军覆没，才终于迎来更多追兵的群起攻之，并且因箭矢消耗完毕与体能不支而选择撤退。期间，原本驻扎在西侧羊牧隆城的宋军亦有尝试赶来解围，却同样因机动能力太差而不得要领。只能退回原地驻守，坐看主力被西夏人疯狂屠戮。但他们的突然搅局，还是帮朱观等千余名溃兵逃脱，从而避免了全军尽墨厄运。
由于这场好水川之战的惨败，宋朝的西北局势变得愈发恶劣。尽管还能靠大量援军暂时逼李元昊班师回朝，却已无力对敌方腹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势。相反，1万多人的损耗虽看似并不致命，实则对依赖城寨群进行层层布防的宋军有很大影响。
正因如此，本在朝中缺乏支持的主和派声音逐渐增大，为后来的庆历和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差异造成两军前线部队的机动能力差距。当朝宰相吕夷简的“一战不及一战”惊呼，也不过是文人跨界指导军官决策的必然结果。
虽说陆垚给到了关于一些重点战略地点很多的建议和想法，但是现在在汴梁的他也不知道，这韩琦和范仲淹对于自己提出的建议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
汴梁。
陆垚为了建立武馆，举办了这次的比武大会。大概的规则和流程上与之前曹家的比武招亲大会相差无几。只不过，比武招亲大会最后是留在场上的人能够成为曹家的女婿，而这次的比武大会，是选出五个人，来成为今后武馆的武师。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停滞状态相比，武术可以说又重新崛起。唐朝推行“武举制”，以考试的办法选拔武艺出众人才，这从政策上又促进了民间和官方的练武活动。在隋末就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少林寺，在唐武德年间（618一626年），因助李世民铲平隋未割据势力王世充有功，少林寺更加声名大震，官府许其自立营盘、演练僧兵。
两宋时期，内忧外患，战火频仍，广大人民常结社习武以求自保。如“角抵社”、“英略社”、“弓箭社”都是比较大的民间习武组织。
湛江过去的民间武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乡村为单位的民间业余练武场所，多在乡村的祠堂、庙宇或禾堂、学堂进行。师傅由本乡村懂得武术之人任教，也有请外来俗称“功夫头”的当师傅，活动多在农闲时候。另一种是城镇带有专业性传授武术的武馆，又叫国术馆。设在有较宽阔场地的屋宇，一般由会打拳弄棍的人自任教头设馆，招收学徒，收取一定佣金，学徒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的武馆教师有跌打医术专长，也兼看病卖药。
上述两种武馆都以健身自卫为宗旨。拜师时举行一定仪式，乡村武馆向列祖列宗神位跪拜，城镇武馆向关公画像或华光神膜拜，发誓习武不欺弱小，不做坏事，不为非作歹，不伤天害理。武馆中备有古代的刀、矛、剑、戟、藤牌等兵器供学徒练习，此外还有土制的石砧、石担、沙包、沙袋练臂力。武馆逢年过节，都会参加当地庆祝活动，持枪佩刀集众随行于游神庙会队伍中，表演拳脚、舞枪、耍棍、跳跃等拿手的武术节目，显示武馆威风。武馆还派出狮班取青，取青是各武馆实力较量和大显身手的重要项目。所谓青者，是用红纸包若干钱银及生菜一束，挂在高处，让狮子撷取。有的青高达二三层楼，技能高的狮班，可叠几层人梯，表演高难舞狮动作取青，从而提高武馆知名度，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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