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为南宋统治者带去了极为丰厚的利润。
除了海关税收极为丰厚之外，贸易本身也给南宋朝廷和南宋权贵们赚了很多钱。
但是生产者本身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利益，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们被剥削的很惨，收入微薄，果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茶叶园的茶工、纺织工场内的纺织工和民窑窑场里的烧瓷工匠都是如此，他们做着最苦最累的活，掌握着相当精湛的技术，但是却得不到符合工作量的收益和相对应的地位。
他们是工人，在统治阶级眼里的地位还不如农民，身份卑微，没有礼遇的必要。
虽然他们生产出了极为精美的手工制品，却连人身自由也不能得到，不仅要工作，还要忍受经营者的残酷剥削而偶尔到来的朝廷粗暴的行政指令。
有活儿的时候，他们白天黑夜没日没夜的劳动，休息时间非常短暂，没活儿的时候，又因为没有多少收入而不得不去打零工赚外快。
虽然说这一时期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以至于某些工商业发达中心城市内出现了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丝绸工人【机户】，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让自己吃饱肚子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生存已然是个难题，更不用说其他。
明国官员的到来在他们看来原本只是换一个东家，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当改变真到来的时候，工人们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不适应和怀疑，甚至于自我质疑。
工人的情绪引导是指导员的工作，经济工作人员不管这些，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个体系拉起来，并且融入到现有的海外商贸体系当中，开始为明国赚取丰厚的海贸利润。
面对明国官吏风风火火的行动，临安的南宋朝廷也不是没有任何反应。
洪武六年的整个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七八两个月，临安朝廷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声音。
即明国大规模介入江南的经济体系当中，通过战争红利掠夺走了大量优质商业资产，这对临安朝廷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临安朝廷为此损失了很多本来可以纳入他们管控制下的优质商业资产，损失惨重，明国以此介入了江南的日常生产活动当中，这如何不算是一种侵略行为呢？
以周麟之为首的政治势力看到了明国对皇室子弟还有战犯家族清算之后心存恐惧，意识到明国还是那个明国，还是那个把革命和清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恐怖政权。
不仅要杀人，杀人还要诛心，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折腾的和他们明国一样，江南国迟早也是他们嘴里的一块肉。
就算眼下尚且看不到他们清算江南国的全面行动，可是明国大规模介入江南经济体系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因为这本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利益，现在却被明国夺走了。
说白了，纯粹的商人也就做点小生意，开开小酒楼小旅馆什么的，想要介入到大宗生意里面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大宗生意利润优厚的，就算是个商人靠着一路开挂的奇迹白手起家办起来的，后面也肯定要在临安朝廷里面找靠山。
当年苏家贩卖私盐都要朝廷里面找靠山，更何况是其他利润巨大的生意呢？
皇室子弟既然可以插手，那么掌握权势的临安官僚们不可能不插手。
所以明国表面是在对付江南商人，吃进商人们的优质资产，可实际上是在挖江南国统治阶层的命根子，是在和他们抢蛋糕吃，而且在争抢中，江南国还面临着抢不过的危机处境。
于是在洪武六年年初、明国清算整理江南国优质商业资产的高峰期，周麟之还为此专门去找沈该谈论过这些事情。
“宗室子弟控制的产业，还有那些罪人控制的产业，大部分都落到了明国人手里，咱们只拿到了少部分，就算原先官办的那些产业全都能收回来，对咱们来说也有很大的隐患。
每年通过市舶司收到的税收就有好几百万贯，更别说直接出售商品给番邦获利之巨大，那是朝廷绝对不能失去的钱财之来源，失去了这些钱财，朝廷还能拿什么养兵办事？
相公，我知道朝廷现在仰仗明国办事，但是也不能把朝廷赖以为生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也全都交给明国吧？那对于我们来说不就等于直接投降明国，把整个江南都拱手送给明国一样吗？”
对于周麟之的这种看法，沈该并没有感到奇怪，倒不如说他不这样说才更显奇怪。
因为这样的事情伴随着明国在江南的大举行动，已经不单单只是周麟之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了，好几个人都来找沈该谈这方面的事情。
明国一方面对江南国商品收关税，导致江南国商品不得不抬高价格，引起不少外商的不满。
另一方面明国自己大规模控制整顿江南国境内的产业，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恢复了生产，这一看就是想要来抢夺市场。
这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很多官员都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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