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麟之把话说完，沈该闻言一愣，随后沉默了好一会儿，便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长长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头疼，真的头疼。
川蜀之地现在这个局面，真的让他感到无比为难，甚至于这件事情在重要程度上比明国的经济吞噬还要靠前。
如果放任川蜀的局面这样下去，沈该甚至会怀疑川蜀这帮人会扶持一个赵宋宗室子弟做皇帝，在川蜀之地另立朝廷对抗他们。
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十分要命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川蜀之地因为远离南宋政治核心临安，所以素来都不是那么好管制，南宋政府通过科举资源倾斜政策笼络川蜀人心，遂使川蜀心向朝廷，暂时没有倾覆之危。
金国灭亡之后，第一次明宋战争前后，广有威望的旧任四川制置使王刚中不幸病逝，继任者没什么太强的能力，不能压服骄纵的四川军兵，于是在第二次明宋战争前夕被朝廷撤职。
当时执政的赵昚打算任命虞允文推荐的枢密院官员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以填充空缺，却因为明宋战争的再次爆发而搁置。
二次明宋战争期间，宋军兵败如山倒，大军接连崩溃、全军覆没，连最精锐的川蜀军队都折损严重，八九万人的兵力折损达三分之二，只剩下吴璘麾下的三万多军队依旧镇守川北，其余军队全部折损在了川外战场上。
这一波折损不仅让南宋最精锐的川蜀军团损失惨重士气低迷，还让川蜀之地快速采取了对外封闭策略以图自保。
因为朝廷没有及时任命四川制置使，所以姚仲兵败秭归之后，整个四川军心震动、民心震动，都以为明军要杀入川蜀占据川蜀，川蜀将会有大的动荡，民众都大惊失色，各地乱作一团。
当时各地官员群龙无首，也无法有效压服各地动乱，在如此危机之下，他们不得不找到当时唯一有威望能服人且在职位上也有理有据的四川宣抚使吴璘，请他主持大事。
因为从名义上来说，吴璘才是四川地区职位最高的军政大员。
从资历和声望上来说，制置使一般比宣抚使的地位低一些，宣抚使需要有深厚资历和功劳的人才能出任，制置使倒没有硬性要求。
所以就算有四川制置使主持军政，吴璘这个主要负责镇守川北的四川宣抚使依然不会怵他。
只是吴璘是武将，虽然是名义上的四川最高官员，可是朝廷不可能把行政权也交给吴璘，那吴璘岂不就等于是四川的土皇帝吗？
所以朝廷一般安排文官大员出任四川制置使或安抚使，那么在实际权力上，文官是可以压制住武将一头的，一如当初的王刚中。
然而当时川人都认为朝廷危机，不可能派新的文官长官过来了，明军又近在咫尺，所以只能依靠吴璘这位武将了。
吴璘是武将不假，但是他镇守四川数十年，屡立战功，在川蜀各地广有威望，且此时此刻明军兵临川蜀，大敌当前，武将比文官更有说服力，更能让大家感到安心。
于是各地官员不约而同派人前去寻找吴璘，希望他可以来主持大事。
吴璘在得知姚仲兵败秭归之后也是大惊失色。
川蜀三帅府，虽然以他为主，但是姚仲和王彦也是他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两人带着三分之二的川蜀军队出川作战，却被明军打的全军覆没，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释怀。
他一方面意识到明军强悍，且以川蜀现在的军力根本无法从东方抵抗明军的进攻，就算在北方，面对十万明军的威胁，也要依靠川北地形，需要军队完美执行他的预定战术才能抵抗明军入侵。
眼下川蜀军队兵力捉襟见肘，他有心拯救时局，却感觉自己独力难支。
再三思考之下，他找来了吴拱，命令吴拱暂代他的职位，统领两万大军镇守川北要道，防范明军入侵，且慎重警告吴拱，让他务必执行自己的既定策略，不得做出任何更改。
“若是川北有失，吾辈都死无葬身之地，你亦然，戒之，慎之，再也不要犯任何错误了。”
吴璘慎重警告吴拱。
在京沪战场一败涂地之后回到吴璘身边听用的吴拱躬身行礼，表示自己已经全部知道了，必然遵照吴璘的安排办事。
吴璘点了点头，然后便紧赶慢赶点兵一万随他南下。
路上路过险要关卡就留下一些士兵协助镇守，遇到险要地势也要留下军队驻守，以防明军入侵、吴拱兵败，这些布置至少能为他争取一些时间，迟滞明军进攻的步伐。
吴璘一边南下，一边以四川宣抚使的名义传令川蜀各地官府选派精壮兵丁前往成都集合，他也将率领精兵前往成都，在成都集结之后，就能够集中主力保卫川蜀之地了。
大敌当前，各地官府官员不敢懈怠，纷纷派遣本地精壮兵丁前往成都，人数不够的话那就使出吃奶的力气抓壮丁往成都送，总之能出多少力气就出多少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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