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问题，林景春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因为这确实是真的。
设立仓库、挖地窖等等办法都提出来了，给储存量定下红线，决不能超过这个红线支取粮食和食盐，还要为此立法，不允许任何人与团体越线。
但是这样的操作也不能服众。
万一什么天灾人祸大爆发，常规仓储根本搞不定，眼看着就要饿死人了，你到底开不开仓库？
人命关天，你到底发不发赈灾粮？
死抱着仓储不开放，你信不信饿急了眼的灾民集体冲击你们？
到那个时候你让大明军队怎么办？
百姓子弟兵对百姓刀剑相向？
开什么玩笑！
这一策略被复兴会员们狠狠批判，拍桌子砸板凳，揪着林景春指着他的鼻子骂，林景春涨红了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此，财政部提出了多种方案，在国务会议上和很多官员连着争论很多天，最终也不能解决争端，用全体与会官员举手投票的方式也不能得到多数支持，支持率最高也没超过三成，始终无法通过这个决议。
连着几次会议之后，林景春意识到这个改革方案不能得到认同，于是只好放弃。
他提议暂缓货币改革，等灭宋之后全盘掌控了蜀锦、茶叶和瓷器的生产以后，将这三样硬通货和大明宝钞挂钩，以此稳固大明宝钞的价值。
这三样不关乎国计民生，用来挂钩总归可以了吧？
这三样商品久经考验，价值相当坚挺且长期需求量极大。
总而言之铜钱铁钱之类的金属货币还是不要继续使用了，大明缺这东西，铸钱比钱本身还要花钱，这不是瞎胡闹吗？
可就算如此，他提出的这个建议依然遭到了不少官员的质疑。
这三样商品主要的需求者是社会上层与外国统治者，精美的工艺和这两块的强烈需求支撑起了这三样商品的价值。
然而工艺和需求本身也是不稳固的，人们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哪一块需求少了一点，都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进而影响到货币价值。
辛弃疾就提出一点。
如果某个国家因为战乱而无法持续购进蜀锦，从战乱开始到战乱平息期间，这三样货物都出现了需求量降低的情况，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大明宝钞的价值呢？
金属货币终究有它自己的价值，只要面值重量稳定，它作为货币就非常稳定，缺少了货物，它本身的价值不变，依然有人认。
可是纸币，看看宋人曾经搞过的交子和会子不就知道了，币值很不稳定，买不到应有的东西，立刻就是一张废纸，擦屁股都嫌硬。
真要出了问题，让民间怀疑政府的能力，大明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局面就要崩溃掉了。
这个责任，你财政部担负的起？
辛弃疾和林景春素来没什么过硬的交情，但是彼此之间关系还算不错，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两人针锋相对，吵了很多次，也引起了国务会议上金属货币派和纸币派的大争论。
金属货币派和纸币派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洪武五年连着两次国务会议上的货币改革提案都无法得到通过，很多人还是坚持铜钱策略，认为缺少铜就去找铜，国内没有就去国外找。
林景春则认为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找到了怎么开采又是一回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投入市场展开运营又是一回事。
说不准等你们要的铜找到了，大明已经因为通货紧缩而陷入萧条了！
双方争论不休，谁也不认同谁。
最后财政部左侍郎柴元明甚至跨时代的提出了信用货币概念。
他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不能参照目前白条的实际情况，将大明宝钞变成一种政府信用货币呢？
他认为，因为提出政府保障白条的价值，确保白条可以抵税，由此发了民间信任白条甚至用白条当做货币来使用的现状，这或许是信用货币发行的一种先声。
根据他的实地考察，他发现现在在黄河工程区，在河南行省和山东行省的大量地区，大明财政部发行的白条实际上已经是货币了。
他亲眼看到市集上有人用白条购买米粮、肉食、鱼类，也亲眼看到有大商人用很多白条购买大宗货物，比如绢布之类的，当地人对于把白条当钱用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任何顾虑了。
他们习以为常。
柴元明为了谨慎起见，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多次和农民、城镇工商业从业者还有商人做交谈，询问他们对于白条的实际看法和信赖程度。
从中，他得知民众普遍认为白条就是钱，和钱没有区别，上头写了能抵多少税，它就有多大的价值，完全可以用作日常商业交易。
最新的白条因为大明改收铜钱税，所以和铜钱数量是挂钩的，那就更简单明了。
民间弃用之前南宋政府滥发的会子，改用白条作为纸币来做商业交换，从普通农民到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乃至于政府官吏都使用白条做日常的购物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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