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王分封诸侯，天下分为九服！”陈应道：“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夏、商、周三代，方千里曰王畿，事实上国王，可以管理的地方，都是王都周围一千里之地，我看了看历史，总结了一下原因，什么昏君荒淫无度啊，大兴土木啊，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比如说这个商纣王帝王，你也认为他是暴君吗？”
李秀宁道：“他怎么不是暴君呢？”
事实上帝辛是暴君吗？***曾评论商纣王：“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有很多，堪称暴君的也不少，事实上亡国之君，并全非暴君，也是缺乏客观公平的评判。帝辛是不是暴君，先要看看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所有帝辛的暴虐，都是周朝书写的历史，其中可信度非常低。周朝史书上写道帝辛在位后期，居功自傲，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刚愎自用，听不进正确意见，在上层形成反对派，使用炮烙(炮烙是夏桀姒履癸发明的)等酷刑，镇压人民。杀比干(其实殷比干不是被杀而是老死的)，囚箕子，年年征战，失去人心。他在讨伐东夷之时，没有注意对西方族的防范，连年用兵，国力衰竭，又需面对其因长年征战而日积月累有增无减的大批俘虏如何处理等问题而造成负担。（该段早已无法考究，由周武编写，故历史可信度极低。）
其实商亡之因，什么吏治腐败，亲小人，远贤臣，这都都是屁话。商朝是一个奴隶制国家，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根本没有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里，那个时候都是封国，分为公、候、伯、子、男五等，诸候都是自己管理地方，只需要向商王缴纳税赋可以了。如果商朝朝廷是政令不休，管辖不到下面的诸候国，那么就会出现唯一一种情况，诸候不听招呼，像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就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
陈应发现如果跟李秀宁争辩这个问题，恐怕说上三天三夜也解释不清。
“历朝历代灭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民不聊生，对啊！”
李秀宁点点头。
陈应问道：“为什么会民不聊生呢？史家会无一例外把矛头指向天子，认为天子失德，所以才会弄得民不聊生，具体怎么个失德法，你刚刚也说了，荒、淫无度啊，大兴土木啊，重用酷吏啊，任人唯亲啊，重小人而远贤臣啊…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李秀宁诧异的问：“难道不对吗？”
“别的不说，就说杨广，他有一后七嫔妃多吗？四子三女多吗？”陈应笑道：“《隋书》里我记得杨广大罪之一，就是荒淫，他如果这算荒、淫，那么皇帝有几个不荒、淫的？”
李秀宁一呆，她还真的没有办法说。别人不提，就是李渊当了皇帝以后，后宫临幸了一百多名女子，而且李渊的子女是杨广的十倍以上。
“你也发现问题了吧？”陈应嘿嘿一笑，说：“笔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说到这里，陈应不自觉的想起后世。某些公知大V大放厥词，什么中国房价是丈母娘提起来，什么中国二氧化炭排放是自行车多造成的。等等一类奇葩言论不一而就，事实上，无底线的原则和媒体太多了，为了给其主子张目，什么话他们都敢说，特别是那些为了钱专门写各类软文欺骗无知民众为生的人，简直连妓女都不如，太可耻了。
陈应看着李秀宁也没有吃饭的意思了，就继续解释道：“但有两条，他们没有写上去，那就是官府盘剥，土地兼并……对，每到王朝末年，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这才是民不聊生的真正原因。”
李秀宁恍然大悟。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她是亲身经历者。她知道的更多，杨广开凿运河，明文规定，采取五户抽一丁的办法，当时隋朝拥有八百九十万户，抽调一丁。五户抽一丁，这个比例高吗？在封建时代，这样的比例还真不高。
鲜卑族慕容俊为了统一天下，采取五丁抽三的方式，强征一百五十万军队，然而人家屁事没有。因为慕容俊不是亡国之君，因为慕容俊不是汉人。
然而史书里记载，为了修京杭大运河，一年死掉了二百五十万人。然而杨广根本就没有征调这么多人。
陈应道：“土地就是根本原因，土地是有限的，可是每个人都要繁育后代，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每人可以保持六十亩旱田，四十亩水田耕重，不会有浪费，而土地的产出交完税后还足以让他们过上温饱的生活，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盛世。是的，一个从乱世走过来的国家，只要不出大乱子，哪怕国君再怎么无能，经过百年的努力，也能迎来一个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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