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同本愿寺关系真正好的，是被幕府架空了的皇室。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皇被这个幕府、那个大名，倒腾来、倒腾去，长年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本愿寺看出便宜，主动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香火钱，向天皇“进贡”——这笔钱，数目或许不是很大，但对于穷嗖嗖的天皇来说，已算得上雪中送炭了。
于是，投桃报李，天皇锡赐本愿寺“御门迹”、门主“权僧正”——这成为本愿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以及进一步开扩展势力的最重要的凭藉。
另外，既然土地、人民都掌握在幕府、大名手里，天皇只是一个空架子，本愿寺和皇室之间，便不存在任何前述大寺、大名之间的那种利益冲突，彼此只有需求而无冲突，本愿寺的“尊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门主同公卿之间的世代联姻，既是“尊王”之必然，同时，也反过来加强了本愿寺“尊王”的倾向，将本愿寺和皇室更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而“尊王”和“倒幕”，在这个时代的日本，是有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的。
靠……
关卓凡重重的透了口气，心说，原时空的“倒幕”，本愿寺似乎并没怎么掺和呀，本时空，怎么就跳了出来，还扮演了那种“登高一呼”的“首义”角色呢？
他娘的！
他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埃姆斯密电”一计未售之时便已意识到了的一个重大变化——因为自己的介入，时迄一八六八年，本时空较之原时空，已开始“面目全非”了。
自己这个“历史投机者”的“储备”，已经不够用了！
譬如，关卓凡虽然晓得本愿寺在日本的势力很大，可是，这个“大”，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无法确定，目下，这个“大”，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上？
他关于本愿寺的“储备”，到德川幕府建立的时候，基本上就“断篇儿”了。
如前所述，“一向宗”惯于在乱世、末世兴风作浪，国家一统、太平时节，大体上就消停了；而“幕末”虽然也算“末世”，但拢共没乱上几年，便尘埃落定，开始明治维新了——这大约是本愿寺在“倒幕”中存在感不强的原因之一。
非不为也，来不及也。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幕末”不同于日本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个末世，新、旧的斗争、转化，前所未有，本愿寺自个儿大约也懵逼，搞不大清这个“末世”的状况，就有心再玩儿一次“一向一揆”，一时之间，也不晓得该如何措手？
之后，明治政府大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压舶来的佛教，本愿寺虽然顶着“御门迹”的衔头，一样在打压之列。
不久，神道教便取佛教而代之为日本的主流宗教，本愿寺愈发没有多少声息了。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关卓凡关于本愿寺的唯一有点儿价值的“储备”，是二战的时候，本愿寺同军国主义混到了一起，提倡“忠皇爱国”，宣传“护国”，并身体力行。
譬如，对战殁者的家庭进行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向前线派遣随军僧，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并为阵亡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等。
不过，那个时候，整个日本佛教，不论哪个派别，基本上都是这个德性，“一向宗”不过是表现的最积极的一拨罢了。
这几年，关卓凡对日本的攻略和经营，颇费心力，也颇有成绩，然而，由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在宗教方面着力。
唉，疏忽了！
既对本愿寺的发难，出乎意料；又不真正掌握本愿寺的底细，于是，闻警之际，便有手足失措之感了。
教训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教训归教训，这场乱子，若只是单纯的“一向一揆”，其实，并不足以令人真正“失措”。
现在毕竟不是战国时代了，本愿寺呢，也毕竟是混“体制内”的，两百六十多年下来，如同幕府的暮气沉沉一样，现今的本愿寺，想来，也一定不比硬怼织田信长时的生龙活虎了，若只是本愿寺一家作乱，镇压下去，未必如何为难——多半，德川庆喜自个儿就可以应付的来了。
问题是——
唉！即便依据现有的有限的情报，裹进这场乱子里的，亦明显不止本愿寺一家啊！
还有那一帮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维新志士”啊！
不论本愿寺“一向一揆”的能力有没有退化、退化了多少，目下，日本遍地干柴，那个明如上人，点几个火头的能力，总是有的；待火烧起来了，“维新志士”顺风纵火，到时候，局面的麻烦，就倍于单纯的“一向一揆”了！
关卓凡有些愤愤的：之前，老子也很有针对性的做了不少的事儿了，还是压不住这场乱子？
掰掰手指头——
第一，本来，“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兵费，幕府以日本海关税收，逐年向中、美摊还，老子大手一挥，今天的兵费，暂时不必幕府还了——往后顺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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