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俟“江户法乱”发生，大浦庆立即就对其前因后果做出了精准的分析、判断，由西本愿寺而萨摩藩，条分缕析，剖析入理，并极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可行性极高的“解决方案”——哎，没有她的“切中肯綮”，领导又怎能“探骊得珠”？
这份“PPT”，做的是真特么牛掰！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啊！
唉，老子的公使加领事，拢在一起，还及不上一个女人！——一半都及不上！
哼！
关卓凡晓得，大浦庆“危机管理”如此出色，绝不是开了外挂，事情一出来，天眼一开，就啥都看见了、通透了，而是“功夫在诗外”——平日里功课做的足啊！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她一定如俺一般，料定萨摩藩不安于室，总有一天要跳了出来，对幕府乃至她的关王爷发难，因此，早早儿的就在萨摩藩身上下功夫、做功课了——反正，她有“特别管道”嘛！
事实上，对萨摩藩的警惕，驻日公使、领事一样是有的，可是，对于萨摩藩的情报工作，徐四霖、赵慕云就无法同大浦庆相提并论了。
不同于长州藩的八面漏风，萨摩藩素以“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着名，德川幕府全盛之时，中央政府犹不能轻易伸手进萨摩藩，幕末衰弱，更加不必提了。
“二次长州征伐”之后，萨摩藩对外防范更严，莫说中国驻日公使馆、领事馆了，就是新选组——全日本皆为之股栗的角色，都进不去萨摩藩。
萨摩藩和幕府是有“默契”的——若在萨摩藩发现了新选组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立即捉住杀掉。
对此，幕府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然而，大浦庆的人，却可以自如出入萨摩藩。
原因有二：
一来，萨摩藩重商，同日本第一豪商之间，不能不有许多密切的商业往来；尤其是，日本国内水运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操于大浦庆一人之手，萨摩藩“仰仗”大浦庆的事情，也着实不少。
二来，自然就是大浦庆的“特别管道”在发挥作用喽。
事实上，不止于萨摩藩，伴随着“庆记”的庞大商业网络，大浦庆的情报网，是铺遍了整个日本的，与之相比，中国驻日公使馆、领事馆自行建立的情报网络，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还有，情报的收集是一回事儿，在纷繁的情报之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则是另一回事儿，很明显，大浦庆是“两手抓、两手硬”，不然，她得不出“本愿寺西东之间有隙可乘，萨摩藩上下之间也非铁板一块”的结论。
关卓凡再一次感慨：这个女人，真正不得了！
突然就想到，自己的女人里头，很有几个，是有大本事的嘛！御姐不必说了，大浦庆也不必说了，就是晴晴、婉妃，如果“放”到外头去，或者从政，或者经商，一定也会有一番相当不坏的成就的……
打住！
御姐、大浦庆、晴晴几个，当然是你的女人，可是，婉妃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女人啦？
脸皮不要介么厚！
关卓凡的脸上，不自禁的略略有点儿发烧：我这个念头，还真是有点儿奇怪……
好了，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收摄心神，继续往下看——电文极长，下头还有呢。
大浦庆说，除了岛津久光有上述“隐忧”之外，萨摩藩内，不少中高级武士出身的官员，也对大久保利通颇有不满，原因呢，就是大久保利通搞的那个“诸贤令”。
“诸贤令”是“二次长州征伐”之后发布的，彻底打破了入仕的身份限制，即便不是武士，哪怕“贩夫走卒”，只要有才干，也可入职政府，并不设上限。
虽然，迄于今日，“贩夫走卒”之中，尚未出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类人物，不过，“上进”的大门是打开了，下级官员之中，已经有了不少出身“贩夫走卒”的，整个萨摩藩，“民气昂扬”。
然而，中高级武士们却深感侮辱：“贩夫走卒”也可入仕？也可与我等比肩？
我呸！
“诸贤令”是以“此危难之时，用人之际”、务求“上下一心，野无遗贤”的名义发布的，可是，对于“危难之时”的说法，不少人是不认同的：
你他娘的不去招惹幕府，幕府会来招惹你？什么“危难”不“危难”的，不都是大久保利通那班人自个儿折腾出来的？
然后，拿“危难”说事儿，拿藩厅的职位买好儿，藉机扩大自个儿的势力！
其心可诛！
还有人对大久保利通招降纳叛、大量容留“维新志士”，也表示不满，原因呢，同不满“诸贤令”是类似的：
养这班人，是要花钱的——这也罢了，关键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进入了藩厅，做起了萨摩藩的官儿。
官位这个东东，永远是僧多粥少的，“外藩”的人霸了位子，“本藩”的人的屁股下头，可就空了。
如是，怎不叫某些人牢骚满满，甚至怨气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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