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
这个人、这封信，之所以令关卓凡如此意外，“忧谗畏讥”、“持盈保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对于曾国藩本人，关卓凡虽一力尊崇，但是，这份尊崇，“及身而止”，对于曾所代表的“湘系”，却是大加裁抑的。
关卓凡破格提拔信用其子纪泽，除了曾纪泽本人确实能干之外，其实也是“及身而止”的一部分。
对于关卓凡来说，曾纪泽属于曾国藩本人利益的一部分，并不涉“湘系”的利益，不然的话，即便是曾国藩的至亲，也一样在裁抑之列——譬如曾国荃，他是“湘系”第一等的要角，绝不能仅仅视为曾国藩的九弟，因此，一旦被劾去职，便再无复起之望。
前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之流，就更加不必说了。
事实上，整顿两淮盐政、裁撤长江水师、发送退役湘军……一系列“裁抑”湘系的举动，都是以轩军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胁之以威之余，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曾国藩、彭玉麟等，虽然最终都接受了关卓凡的“开价”，并在实施、执行中，尽力予以配合，并没有言行不一致之处，但是，关卓凡很清楚，曾、彭等再怎么“顾全大局”，也是被迫的，“湘系”的反弹风险，始终存在。
这个风险，可说是关卓凡唯一的重大的心病。
“唯一”，意思是，关卓凡认为，除了“湘系”，国内并不存在有能力对其地位和统治做出实质性挑战的势力，包括“淮系”。
原时空，湘、淮并称，但在本时空，“淮系”的势力，远不能同“湘系”相提并论。
不论在原时空还是在本时空，“淮系”都是兴于平洪杨，但在原时空，“淮系”真正成了大气候，还是靠剿捻。
而本时空，淮军平洪杨的功劳，被轩军抢走了一半；剿捻，淮军的角色，更加只是负责清扫外围——只不过是给轩军打了一个下手，功劳其实是很有限的。
所以，李鸿章本来是没有入阁拜相的资格的，他之能够做到大学士，完全出于关卓凡的力保，因此，李鸿章才会在感激涕零之余，对关卓凡心结尽去，并随着关卓凡的地位的不断的提升，慢慢生出以轩王私人自居的心态。
如是，才有后来首倡“禁缠足”等惊世骇俗的举措。
如何消弭“湘系”可能的反弹，是这几年来，关卓凡一直念兹在兹的事情。
他当然不能走回授“湘系”以地方的老路，非但如此，还得继续向代表地方势力的“湘系”收权，这个过程，尽量做到“温水煮青蛙”，不激化矛盾，但是，大方向绝不改变。
因此，也就没有哪个人可以保证，“青蛙”不会耐不住，突然之间，一跃而起，打翻水盆，溅你一头一脸的热水。
现在，这块“唯一的重大的心病”，霍然而愈了！
曾国藩的这封信，不但是对关卓凡的相关政策的支持，甚至可以视为对关本人的“输诚”！
而且，因为某些话到底不好明言——至少不好形诸文字，而又要将这种支持和“输诚”明白无误的表达出来，很可能，曾国藩还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即，以他道学大家“持志养气”的修为，纵然“心绪激荡”，也未必会如信中说的那样形诸于色——“太息”可能有之，但是，“扼腕”、“抵掌”、“击案”乃至“无以自已”，很可能是曾国藩的“修辞手法”。
言下之意，反反复复三个字：
我撑你！我撑你！我撑你！
则曾国藩何以会有如此关键而重大的转变？
说“转变”也许不是十分准确，换一个说法——是什么促使曾国藩迈出了如此关键而重大的一步？
向地方收权，是关卓凡的既定方针，而“湘系”系“地方”之重，这些，曾国藩都是心知肚明的；“华夏”云云，无关中央、地方的授权、收权，曾国藩绝不会因而有了朝廷改弦更张、中止收权、甚至反过来向湘系“授权”的错觉。
那么，曾国藩之所以迈出了如此关键而重大的一步，其原因，只能是在他心中，“大我”压倒“小我”，“小我”让位于“大我”了。
“小我”——湘系；“大我”——华夏。
关卓凡想起原时空左宗棠吊曾国藩的那副着名的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不由就更加感慨了！
真正睿智、真正优秀的人物，能够感知历史转变和前进的大方向，所谓历史，就是由这班最睿智、最优秀的人物，拨转、推动的。
能够同你们共事，协力推动中国的转变和进步，是我的荣幸。
关卓凡在心中暗暗透一口长气，“‘即欲浮一大白’——好！我亦为涤翁浮一大白！”
说罢，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喊道：“来人啊！”
侍女进来，关卓凡吩咐，“撤茶！上酒！我与赵先生共谋一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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