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法两国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形下，“偷袭”，在法理上是不可行的。
彼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基本的交战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了，“不宣而战”，既违反万国公法，也极不道德，后世卑劣如日本者，偷袭珍珠港之时，也要想方设法，将送达宣战照会的时间点，摆在实际战斗打响之前，况乎我泱泱大中华？
若中国果行偷袭之事，则失去国际舆论同情、成为千夫所指之外，更会彻底激怒强大的对手，使其上自国会、下至编氓，群情激奋，法必然扩大战争规模，甚至倾国来攻，则战祸连绵，不知伊于胡底？
事实上，马尾一役，虽然衅自彼开，但必须承认，法国人一切进止，都严格遵守了相关的交战准则：孤拔定于下午两点开战，白藻泰上午十点向闽浙总督递交照会，期间的四个小时，不但给中方留下了充足的反应时间，而且，法军还为此承担了相当的风险。
前文说过，马江上午涨『潮』，下午两点前后落『潮』，孤拔之所以选择下午两点开战，是因为彼时的落『潮』，将大幅度改变中舰的舰位，使之火力最弱的舰艉朝向法舰队；可是，如果中方接到照会之后反应迅速，在下午两点之前率先发起进攻，则舰艉朝向对方的，就不是中国舰队而是法国舰队了
同落『潮』一样，涨『潮』也会改变军舰的舰位，只不过，涨『潮』改变的，是法舰的舰位下午两点之前，马江可是处在一个涨『潮』的状态中啊！
遗憾的是，因为中方内部匪夷所思的颟顸，这四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被白白的浪费掉了。
“野猫号”发炮之时，船政舰队甚至还未解缆管带们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在四个小时前便已发出了开战照会。
更加没有人想过，涨『潮』、落『潮』之际，原是胜、负转换之机。
其次，在技术层面，“偷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狭窄的江面上，在极近的距离上，对峙枯守逾月，中、法双方，都始终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中，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眼中，不论谁先动手，都很难谈的上一个“偷”字；而水战不比陆战，绝非一声令下，就可以扣动扳机，想打对方一个猝不及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军舰的解缆、生火、加压，都需要时间，且动静极大，不可能免于对方的觉察；在此之前的战备，譬如在炮位四周加垒沙袋，将弹『药』从甲板下的弹『药』仓提升上来、分配到各个炮位，亦为开战之显兆，一样不可能不被对方桅盘上的观测手看到。
如果十一艘中舰，同时在做以上的垒沙袋、运弹『药』以及解缆、生火、加压等动作，则可以百分百判断，中国人要“偷袭”了。
反之亦然如果做上述动作的是法国舰队，那么，就说明法国人要“偷袭”了。
事实上，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迄至九时四十五分，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之前，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可是，对于中方，法军之攻击，其效果依旧仿佛“偷袭”。
“基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岂不可叹？
好吧，既然“偷袭”不可行，又不可以坐等法方“偷袭”，那么，摆开堂堂之阵，“先发制人”？
即，如法国人般，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
当然，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想来，法方的反应，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甚至没有反应。
无论如何，要争取打第一炮啊！
就算法方反应快，“第一炮”啥的，还是人家打出来的，可是，无论如何，不至于开战的时候，船缆还没解开，锅炉还没生火啊！
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
可是，那就是“衅自我开”了。
中法之争，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是主战派，只要有足够的理智，也明白：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而彼时，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双方在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同时，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枢下定决心，主动与法决裂，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可是，法国的“战争决心”，本就飘忽不定，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
许多人都晓得，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不过，很少有人晓得，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
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法分润越南的的《李宝和约》“越南南方治安，归法国巡查；越南红河以北，归中国保护”，云云。
这个条约，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丧权辱国”，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拒绝批准条约；而《李宝和约》之“宝”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黯然离职回国，并被《李宝和约》之“李”李鸿章，半同情、半讥讽的称为“法国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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