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则是中国取得对法战争胜利的当之无愧的、唯一的主持人。
对法战争，之所以可以先败后胜，转折点就在“甲申易枢”——暮气沉重、对法作战态度消极的恭王，以及其领班的军机，被全部撤换，慈禧亲自过问和主持对法战事，朝野上下，统一思想，消弭了原先和战不定的分歧，战场上的劣势，随之扭转，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慈禧的这份历史性的功绩，是不可以否认的。
中法战争的意义，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也不奇怪，我们的“学术界”，连中法战争是输是赢，都搞不清楚！
事实上，中法战争的胜利，意义极其重大。
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法国之后，其他泰西诸强，见猎心喜，必然纷纷跟进，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就会提前掀起，就等不到甲午，更加等不到庚子了！
考虑到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还远未培养起能够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底气和实力，列强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消化瓜分中国的成果，则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不能最终拢在一起，就难说的很了！
对法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西列强目中国，隐然为“二等强国”，他们之所以会在十年之后的甲午，跌碎一地眼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但列强并没有马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重要原因——他们依然惯性的心怀疑虑。
中法战争，为中国争取到了极其宝贵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遗憾的是，中国未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法战争胜利后，中国上上下下，包括慈禧本人，普遍的志得意满，都以为，太平盛世已至，天下再无烦忧。
一口气儿泄下来后，非但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文恬武嬉之风，慢慢儿的又起来了。
数年之后，德宗大婚，慈禧“归政”——向德宗移交权力，自己施施然“颐养冲和”去了。
回过头去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消散了，辛酉之后一直上升的国势，开始掉头而下。
这真的是太讽刺了。
这个锅，慈禧是要背的，不过，她顶多只能背一半，另一半，得德宗来背。
后世提及光绪皇帝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两个印象：一，他是傀儡；二，他是改革派。
都不对。
至少，不完全对。
德宗亲政之后，慈禧“训政”了三年，这三年，她拥有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即便“训政”期过了，也要承认，慈禧依旧保持着对于政治的强大影响力。
这种情形，和穆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仿佛。
譬如，五军机、五御前合疏谏阻穆宗修建圆明园，穆宗恼羞成怒，将惇王、恭王、醇王三位亲叔叔为首的十位重臣，一股脑儿罢黜。两宫皇太后得到消息，立即御弘德殿，撤销了穆宗的决定，恢复了十重臣的职务。穆宗只能唯唯称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
就是说，慈禧“退居二线”之后，依旧保留了最终的“话事权”——这是事实。
不过，即便在“训政期”，慈禧也极少使用这个最终的“话事权”，德宗拥有全部的“办事权”和大部分的“话事权”——这也是事实。
彼时的慈禧，志得意满，认为自己手付太平天下于皇帝，已无需再在政事上花什么气力了，她的精神头儿，大部分都放在了颐和园的修建上了。
所以，德宗虽然没有获得皇帝的所有权利，但是，他不是傀儡。
还有，德宗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他是……“忽然改革派”。
甲午之前，德宗的政治取向，其实是偏保守的，譬如，他不赞成修铁路。
甲午一役，一夜之间，德宗就觉得，之前三十余年，一切努力，一切作为，一无是处，一无足取，一切都要推到重来。
此谓“忽然改革”。
戊戌变法的后期，慈禧始实质性的介入政治，使用她的最终“话事权”，裁抑翁同龢等皇帝近臣。
慈禧的这些举措，长期以来，被解读为反对、破坏改革，充任守旧顽固派的“护法神”。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吗？
反正，关卓凡认为，我如果和慈禧易地而处，我也得像她那么干。
为什么？
因为德宗和康、梁等人玩儿的，拿今天的话来说，就叫“休克疗法”，病症大致是看准了，开的方子，大体上也对，可是，药量不对！
该一年吃的药，逼着病家，一天就全吃下去！
哪儿能这么干？
病了好几年了，指望着一天之内，就彻底痊愈，怎么可能？
步子太大扯着蛋，像德宗和康、梁那么个玩儿法，别说扯着蛋了，整个人，都要被扯的四分五裂了！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要在新、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特别是在守旧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下，更不能全然不考虑守旧派的反对，不回应守旧派的利益诉求，不然，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
慈禧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替德宗找回这个“平衡”，而绝不是全盘推翻他的改革。
事实证明，庚子之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改革继续，而且，深度、广度，都远远的超过了戊戌变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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