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子所做许多事，其实最初的时候，往往只是源于一个很简单的念头，未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完整宏大的全盘计划。只是在事情做起来之后，或是有了更大的潜在价值，或是有些麻烦和隐患需要解决掉，缓步密行，渐渐有了一些局面。
比如最开始与庾条合作搞隐爵，只是为了要应付庾条向他讨要财物的无礼要求，后来一步一步到了很大的规模。
而当下这一件事，其实开始也只是为了将郊外那些乱坟集中迁移到一个墓区，避免再干扰到建康营建工程的进行。只是事情做起来之后，随着声势渐长，加入的人也越多，便也体现出了好处和隐患。
大凡要做事，永远不要幻想能够讨好所有人，麻烦和阻碍总会不经意的显露出来。后世有一句俗语，当一个人想要奋斗通往成功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与其作对。这话或是调侃，但从不同角度而言，都是各有滋味。
尽量挖掘一件事的更深潜在价值，从而衍生出新的机会，这是沈哲子一贯的思路。迁坟这一件事闹得声势这么大，都内瞩目，如果只是挖个坑再埋一遍就了事，未免有些可惜。况且这件事背后所隐藏着的阴招暗箭，沈哲子也不得不防。
叨叨了那么半天，沈哲子就是为的让众人注意力暂且从这件事情上挪开，顺此延伸下去。如果只是一人作言，未免有些乏味，谢尚对他的意图了解倒是很恰当。他就是要趁着这件事所营造出的声势，主持编写一部东晋的《世说新语》！
谢尚的话，给了众人很大的启发，纷纷各抒己见，加入到了讨论之中。
时下类似的笔记文志并不在少数，写人的也有，写鬼的也有。不过绝大多数都只是闭门自著，即便书成，也只是在极小范围内抄阅流传，很难获得什么大面积的扩散和影响力。
不独只是这些闲书，就连史书编撰都有这样的问题。早年朝廷倒是试着官修中朝旧事，但是因为战事连连，加上执笔者本身便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便写成一些，但却不得时人承认，不如不修。而私修的史书，单单眼下能够知道的便有二三家，即便有所成篇，能够看到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苦心著作，但却难得传播，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因而如果不是本身便热衷于著述，时人很少以此而言志养望。即便有所创作，也多为碎片化的写作，不成系统。
“前汉刘中垒辑有《世说》，不以义理精深为专，不以规矩方正为长，博采于当时，唯其活泼，尤显可爱，遐思追接近古，使人深慕当时。今日若能毕集前贤旧事，再作《新语》，不涉义理，不置臧否，从实而录，莫失莫忘。”
沈哲子铺垫良久，又眼望众人议论纷纷，然后才笑语说道：“譬如前日有感而生妄念，今日难禁澎湃，再作浪言，不知诸位可愿予我善助，共襄此事？”
话都已经讲到这一步，众人还有什么推脱的余地，况且也根本没有推脱的必要。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桩雅事，谁家都有几个名重一时的祖宗，而这些人也大多有些值得记录的事迹。以往他们庭内相传，虽然自豪但也不乏厌倦，眼下却有一个机会能光明正大讲出来，传示于众，更增家声。
于是在听到沈哲子所说，众人都纷纷发声应和。甚至于有脾气急躁的，身在楼下已经按捺不住，匆匆行到楼上来，唯恐错漏了自家祖宗光辉事迹。
这其中极为热切者，像是桓温、王述等，本是名士之子，但是由于自身乏甚雅趣，不得时人高眼，心内也恐父辈事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将父辈风雅姿态记录下来，不只对先人有追缅，对自身也是裨益甚大。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此，类似王羲之这种家世本就清贵，不必以此扬名，还有殷浩和王濛这种本身便有清誉雅望，父辈反而乏甚可陈，对此便不免兴趣缺缺。
殷浩坐在席中大半天，一直堵得有些难受，找不到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这会儿他心情其实很复杂，眼看着沈哲子如何操纵集会的气氛，妙不留痕，就在这不经意间便促成了这样一件大事，也实在是不乏钦佩。
随着沈哲子的引导描述，这一部还未成形的《世说新语》已经被定下了一个追慕前人，描摹当时的基调，衔接着各家为先人立冢的浪潮，加入到其中的人众又这么多。可想而知，书成之日会在当下造成怎样的影响，起点的格调已经胜过时下诸多此类的传记。
沈哲子当仁不让作为主持编纂者，可想而知也会因此书而文名大盛，乃至于令其整体的声望再上一个台阶。
殷浩亲眼看着沈哲子促成此事，明明看得出沈哲子的意图所在，也明白这件事能够为其带来的声誉，但是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借口去阻止。而且许多与沈哲子关系并不亲近的人家子弟，譬如那个避坐在楼下的诸葛衡，这会儿却是唯恐旁人看不见他，头颅凑近几乎都要插入沈哲子案上杯盏中，再也没有了原本的简傲疏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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