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桓氏的家事，在洛阳城内虽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对于整个时局而言，这也仅仅只是一桩微小插曲而已。
洛阳行台创建后，江东中枢基本被架空，虽然还保留着三公、台省等各种构架，但基本上也已经是形同虚设，尤其中书省所谓司职诏命，已经完全被大将军府行令所取代。
得益于魏晋之后屡代台臣的探索，行台霸府无须再做更多规整缓图，创立之后便是一个完成体，军政独揽。
洛阳行台，规制近似中朝东海王司马越所谓越府。而沈哲子作为行台大将军，麾下属官基本分成台职与府官两个部分，台职最主要就是诸曹尚书，府官则主要就是诸从事掾属。
整个霸府是建立在行台基础上，所以这两部分的官职可以彼此没有障碍的互通。看似简简单单一句话，但却意味着沈哲子身为权臣，权柄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所谓府事即国事。
如果真要做出一个类比的话，沈哲子所创建的行台霸府，大概介于当年魏武曹操丞相府与后来的魏王府这两个阶段之间。
这并不是说洛阳行台权柄还比不上魏王府高，而是因为曹操在达到魏王府时期后，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独立于汉朝统序之外的典章制度，已经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权。事汉又或事魏，对那个时期的人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
如今的洛阳行台，还是要受晋祚诏命节制，并没有创建独立的典章，仅仅只是将诏命托高架起，以更低一级的行令来代替。
其实早在几年前江东动荡平定之后，沈氏阵营中已经有一部分声音建议言是可以直取王号、自建封国，效法魏武故事。
但沈哲子并没有听从这种建议，一方面他大权初执，较之魏王时期的曹操还差的很多。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江东法统的分裂，逼迫时人做出割舍选择，对于整个北伐局势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即便如此，沈哲子的梁郡封国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扩充，基本是从涂中侨立梁郡一直抵达豫州梁郡之间，囊括了原本淮南都督府辖区，豫南到淮南七郡之地，俱都是他的梁郡封国范围。这本身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郡公封邑规格，仅仅名号没有改变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淮南王司马岳，其淮南封国被直接撤除，转而以历阳周边数郡之地创建封国而就封历阳王。
通过这一调整，直接废除了原本庾家和褚氏过往这些年在历阳周边所设置的诸多侨郡，自此之后江表几乎再无侨置郡县，以此来促使那些南渡侨人北归或者于当地土断入籍，从而加强行台行政管理的效率与力度。
江州刺史沈恪兼领历阳内史，自此之后，整个建康中枢便完全纳入了沈氏吴人影响力的层层包围之中。这也是沈哲子敢于北上洛阳创建行台，遥控江东局面的底气所在。
整个行台构架，基本是从原本淮南都督府扩充而来。原都督府长史杜赫出任河南尹、尚书左丞，主管行台政令事务，与司州刺史何充、司隶山遐并称行台三长。
行台下属之下，诸曹分领事务，合共三十六曹各置尚书、左右郎中并随曹吏目，分为六部统领，六部官长加大尚书职名，这便是行台基本的行政构架。
而六部大尚书中，分领吏部与礼部的颍川陈规与会稽贺隰则各自兼领大将军府左右长史，其各自司职典选、考官、吏考、兴教、表彰等各项事宜，也都与大将军府相通。
这也算得上是台、府合流的表现之一，沈哲子虽然没有另立一套典章制度，但通过这些行为，也将台事、府事基本统合起来。
当然这种状态也仅仅只是权宜，但在北伐彻底成功之前，这种构架模式已经足够用了，能够将未来取代晋统的阻力降到最低，同时又对未来制度改革加以铺垫。
行台政事构架便是如此，至于军事则仍一统于大将军府。
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大将军府军事上的创建，除了建立起以四军为中央军雏形、边防各划军区、军府作为兵役补充的军队阶梯构架之外，另外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以荆州为代表的强藩边镇的调整。
荆州方面最核心便是对整个荆州的拆解，庾怿仍领荆州刺史，但只坐镇江陵，纪睦入为南蛮校尉，原竟陵太守李阳加益州刺史，襄阳太守桓宣加梁州刺史，另有荆州勇将陈郡邓遐升为湘州刺史。
将原本整合为一的荆州军权拆分成几个部分，其中南蛮校尉与益州刺史两部，主要负责对巴蜀成汉的攻略。而梁州刺史部则仍归镇襄阳，同时南阳也归入襄阳辖制，由此布置西进武关，谋攻上洛，以配合对关中形成整体围困之势。
洛阳行台对于荆州军政事务并没有侵入太多，但通过分化拆解，使得整个荆州不再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将荆州军中非常重要的桓宣所部北调置于河洛南面，这也是正式将荆州军纳入行台王师体系的重要举措。
另外在军事上，行台还有一桩举措改变，那就是凡军用在即，督将、镇将必加参谋军务临时前缀。参军乃是大将军府下职事，换言之凡兵事有动，这些前线将帅们俱以府职而受大将军号令。如此一来，沈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权才总算在制度上得以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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