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行台，气氛分外凝重，虽然寻常部曹小吏不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但察颜观色也能看出各自官长神情凝重，于是便也令得整个行台气氛俱都压抑几分。
这几日，行台内频频召开会议，可以说与军事有关，但实际上关系也不大。可是给整个行台带来的震荡，其实还要甚于军事上的胜负。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来自弘农前线主将桓宣呈送台内的一份奏报。这一份奏报除了桓宣自己陈诉军情之外，还夹杂了一份来自长安的书信，书信的作者则是目下窃据长安的杜洪。
事情若仅止于此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早在王师经营潼关以来，便不乏关中豪右书信投递，尤其随着去年年末开始西征，王师战绩惊人，弘农前线每日所得投诚书信更如雪片飞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这个杜洪。
作为京兆豪右推举出来的首领，长安目下暂时的主人，杜洪不只向弘农前线投书，还向行台投书，甚至去年冬里直接派人绕过洛阳行台，直接遣使前往建康。只是还没有抵达建康，在历阳便被扣留下来。
其人投书内容其实也大同小异，无非没有与王师作对为敌的念头，即便占据了长安，也是因为形势所迫、乡情不可辜负等等。言内言外，多陈无奈，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讨价还价。
面对王师去年汹涌的攻势以及今年持续不断的备战施压，杜洪本人也没有必守之信心，况且也无坚守的必要。
目下强弱态势分明，京兆豪右们其实也各自心知，之所以如今还窃据长安不作归顺，其实原因还在于行台的态度。行台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这些人投降，会获得怎么样的安排与待遇，只是一味的施压。
此前弘农杨氏的覆灭，也让这些京兆豪右们不敢轻易敞开怀抱恭迎王命。在这种情况下，杜洪作为京兆豪右的首领，或攻或守的战争职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还是负责代表这些京兆豪强们与行台谈判请封。
但行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保证，这也让京兆豪右们倍感焦灼。尤其随着弘农、上洛、河东等地的次第大建经营，加上开春之后河水渐长，令得战争气氛越来越凝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三辅豪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主动投降。
至于剩下那些还存念观望的，多数也都不敢再深居乡土、独抗即将大进的王师，引部向长安周边聚集而去，抱团取暖。
从行台方面而言，自然没有谈判的必要，甚至今次西征，这些豪强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敌人。他们若能识趣、乖乖投降也就罢了，若还要负隅顽抗，直接击垮就是了。
所以此前的计划是逐次扫荡拔除长安周边各股势力，尤其是北面的匈奴伪汉并其他一些杂胡势力，而后各军齐发，直入长安。
自身诉求迟迟得不到回应与满足，大概杜洪也是恼羞成怒或者说狗急跳墙，所以这一次投书弘农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直接让行台炸了窝。
杜洪自己的书信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关中久乱、民风彪悍，既然诉求不得，也就无畏一战之类色厉内荏的说辞。但要命就要命在书信之外，另附一篇诏文。
是的，诏文！
杜洪非王非公，因为此前一直谋求谈和，所以也并没有僭越称制，但却突然抛出一篇诏文，实在令人大感不解。而讲到这一篇诏文的来历，则就更加曲折。
这一篇诏文的作者，是愍帝司马邺，就是那个中朝末帝，自长安归降汉赵而后被汉主刘聪所杀，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甚至就连尸体都被迎回江东安置多年的司马邺。
简而言之，这是一篇遗诏，至于遗诏何处得来，杜洪在信中也给了一个看似详细、合理的解释：当年胡寇关中，司马邺万般无奈之下选择向刘曜投降，噬臂吮血写下诏书，缝入衣袍中交给近侍带出，流传于外。直至此前不久，这一份血诏才从旧衣中露出为人所得。
所以，这是一份命运曲折的遗诏，而且还是一份衣带诏！
血诏原件，杜洪自然不可能轻易送出，但是内容也都尽录下来，命人投书弘农，继而送入行台。
血诏内容大义是愍帝惭愧不能守护祖业，身受屠各丑类所辱，但幸在江东还有宗族长者琅琊王司马睿传承统序，再兴晋祚。
书里还用非常殷切的语调嘱咐琅琊王，虽然客寄江表，但也不要心灰意懒，要深衔国恨，懂得选贤任能，至于江东那些吴人门户，也不要因为生长边远之地而不用。吴人多血性，只要施以恩惠，再过十几年，肯定会有雄臣勇出，慷慨兴复王业。
另外，书里又仔细叮嘱司马睿切记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急于反攻报仇，尤其不要急于远攻关中，因为这里胡势还很强大，担心琅琊王报仇心切、葬送了晋祚这最后一点传承。
“关中播乱，胡困年久，王宜谨慎，师若轻遣，则必有殃……晋业不久，王之罪也……”
从这些话中，也能看得出司马邺这个小年轻也是颇有几分乐天知命的豁达，为了不让司马睿犯罪，煞费苦心的劝告他不要急于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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