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曼之节督陇上，手里拥有着非常灵活的举荐试守权力，太守、督护以下文武官员都可先行举任，试守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行台审核称职之后俱可转为正职。而在其他军镇，唯有枋头的谢艾有此权柄，甚至就连关中的桓宣都不具备。
其实对于给庾曼之开放这么大的职权，行台还是不乏异议的，倒不是担心庾曼之籍此构建私门，而是担心他会在陇上这个王威久乏之地恩赏泛滥，致使陇民恃宠而骄。但大将军在小作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授予庾曼之这样的职权。
行台创建以来，因为务求章法制度的严谨，所以难免担负了一个寡恩吝赏的恶名，以至于许多时候都不能有效的团结地方势力。
对于这一点，沈大将军也有足够坚持的理由，后汉三国乱世以降，是各种制度、礼法崩溃的时期。后来虽然天下一统于晋，但中朝那几十年的混账统治，破坏大于营建。
之后肆虐北方的两赵作为胡人的政权，唯以暴虐震慑，杀伐、恩赏都流于泛滥，可以说在这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整个天下对于制度的庄严性都变得陌生起来。
此前的沈大将军不是没有试过联结交好门阀世族的力量，以小圈子的力量去控制导向整个天下大势，但随着江东政变的发生，这种尝试也流于破产。也让沈哲子认识到这是一种因陋就简的权宜选择，但并非唯一的一条道路。
他以厚积稳进之势，再加上行台所积累的制度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通过强大的武力为保障一步一步进行制度的输出，而关中的攻略经营便是这种思路的践行。在没有获得地方势力的广泛拥戴情况下，行台是有力量收复关中并且恢复各种制度建设的。
可是陇上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胡人的力量太繁荣，而且跟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冒出。想要求于完全的制度建设，绝非短期之功，必须集结一个庞大帝国的精力进行长期持久的驯良与教化。
而这一客观条件，是目下的行台所不具备的。所以各种羁縻的手段，是当下所需要的。威慑为先，辅以恩赏，并不强求与关中一般、一步到位的制度建设，若是各种政章、刑令输入太猛，难免要激发起陇上晋民豪强的抵触。
行出门去都是磊落豪杰，关上门来才会算计得失。虽然王师上陇立稳，陇士们的响应追从居功甚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如渴慕甘霖的久旱禾苗，对于一切王命都会热烈响应。
此前行台在于凉州交涉过程中态度强硬，一方面自然是为了逼迫凉州做出更大让步，另一方面也是人为的拖长这段对峙期，在诸事未定、陇上气氛仍然紧张的情况下，加紧向陇上调集力量。
若是双方早早谈妥商定，没有了这种两强对峙的紧张气氛予以压制，陇士们未必乐见王师在陇上集结太强的力量。他们虽然借势于王师，但心里也绷着一根提防王师喧宾夺主的线。
全面打压陇士，极不利于陇上战略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陇上乃至于河西的长久经营。晋人在陇上本就处于弱势，这些晋人豪强门户一个个近似胡人海洋中的孤岛，王命大义的存在，让这些孤岛有了联结起来的可能。
可若王命势大凌人，过分伤害到他们的门户利益，也不排除这些人疏远王命、与胡人力量沆瀣一气的可能。原本历史上氐、羌的次第崛起，便有着这种合作的存在。这些陇士的存在，便是日后长久经营、彻底归化陇右的火种。
同样的，陇上势大的氐、羌胡族，也不可一味的强求杀光。暂且不论这当中的损失消耗，即便是杀光这些氐羌，目下的行台也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充实地边。
杀光这些胡众，他们所空出来的生存空间如果不能尽快充实利用起来，只会便宜其他的杂胡势力，让他们得以继承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从而得以壮大起来继续为祸。
比如历史上前秦覆灭，所谓胡亡氐乱，汉人在陕西真正接收的成果相当有限，反倒是一直作为小弟弟的河西鲜卑几部在之后的历史中分外活跃，争抢前秦、后秦遗留下的资本。
另有如今聚居在黄河上游的慕容别部鲜卑吐谷浑，在当下杂胡中都是一个孙子的存在，谁都可以踹上几脚。可是随着陇上其他势力渐次消亡，吐谷浑越来越壮大，到了隋唐时期更成为陇右河西屈指可数的大势力。其生命力之顽强，较之其本家辽东慕容氏甚至还要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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