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用商鞅的死，给了旧贵族一个交代，但并没有废除商鞅的新法。
说要传位给大臣，看似荒谬，但这件事刘备也干过，白帝城托孤，刘备告诉诸葛亮，若是刘禅不行，就取而代之，但刘禅和诸葛亮完全没有闹到这个地步。
但这还不是商鞅被五马分尸的原因，战国策说的很清楚，理由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
秦国的妇孺都在讨论商鞅的法度，却没人谈论大王的法度，商鞅这个臣子反倒成为了君主，大王倒变成了臣子了，整个秦国只知道商鞅，不知道大王了。
所以，秦惠文王要如此对待商鞅，要把商君之法，变成大王之法。
张居正此刻的处境，和当初的商鞅有些类似，朝廷里百官，都在讨论他张居正的考成法和吏举法，只知道他张居正，而不知道陛下，但只是类似，并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陛下的新政也有很多，重农桑、开海、振武、丁亥学制、驰道等等，全都是陛下法度，并没有到‘国人只知江陵，不知圣君’的地步。
如果皇帝陛下只是躲在张居正羽翼下的躺赢狗，或许秦惠文王的选择，就是皇帝唯一的选择。
但陛下英明神武，现在就有了更多的选择，收回廷议下发的决策权，一元专制，唯我独尊，以强而有力的皇权，维护他张居正的身后名。
但从纯粹功利的角度而言，不值得，因为投入太大，收获较小。
直到现在，张居正求的还是人亡政不息，而不是他个人的荣辱。
陛下应该把他这个走狗给烹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安抚旧贵人心，对张居正的政令进行部分否定，让政令更加温和、更加适合当下大明才对。
不仅张居正这么想，凌云翼、申时行都这么想，天下臣工也都这么想，因为这么几千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从来如此。
二十三日皇帝蹭饭，张居正直言不讳，说了这个更加稳妥、费效比更高的选择。
陛下问：从来如此，就对吗？
张居正觉得不好，这个选择有些冲动，而且不够理智，更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君王身上，这样浪费太多的皇威了，收获寥寥。
皇帝讲：凭什么让朕给他们一个交代！朕做事，何需向旁人解释！
张居正才意识到，陛下还是那个陛下，陛下很霸道，陈有仁诋毁戚继光平倭，陛下将其在大街上手刃。
陛下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万历维新所有增量，几乎都来自于陛下本人。
海外的种植园、海外的银山、对倭征战、环太商盟、潞王就藩、官厂集中生产，万历维新的所有增量，几乎都来自于陛下，那陛下自然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这还没算十万京营锐卒、十六万水师的暴力。
陛下不仅说，陛下还做，皇帝停罢廷议，还再次严正声明了万历五年的许诺，言先生之过者斩。
申时行熟读史书，听到张居正讲到了战国策，才颇为感慨的说道：“原来如此，学生明白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我若是年富力强，万历五年的时候，不用你们请，我自然会出山，可万历五年，已经是十五年前了，你们再来，也只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罢了。”张居正站起身来，送走了三位阁臣。
不是张居正不肯帮忙，而是他真的没那个精气神了。
张居正左看看右看看，偷感十足的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本，作为元辅、作为帝师，他向来不，所以才如此偷感十足，让别人看见他看这等杂书，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这也算颐养天年的小爱好了，门外的风雨，和他无关了。
“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当年进京赶考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等好事儿？！”张居正看着，有些不满，这年头大明的都是才子佳人。
这佳人留宿入京赶考的学子，进而有了一段爱情故事，张居正表示，这完全都编的！
因为士大夫通常在秀才的时候，就已经成婚，真有佳人，不可能愿意做小。
大明举子入京赶考，第一次还有朝廷给驿，但第二次、第三次就要举子自己出钱了，如果要留在京师拜师精进，那便更加昂贵了，真的没有这种几乎等同于天上掉馅饼的佳人。
可张居正还是看的津津有味，忙碌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片刻的清闲，就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没有了廷议，反而比原先更加高效了起来，陛下仍然一如既往的勤勉，陛下的决策，相比较廷议的决策，更加激进和决绝。
就比如这个大学堂师范学堂传教，坐罪论斩，传播邪祟，祸及家人，包庇同罪，就非常非常的激进，不留任何的余地，但大臣们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
万历二十年九月份的时候，松江大学堂，出了一件案子，医学堂有医倌在校内传播极乐教，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名医学生，持刀杀害了两名孩童、三个六岁的孩子受伤，此事震惊朝野上下，直接惊动了圣上，所以才有了如此严厉的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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