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文明系列文章，是非常认可的，甚至觉得这才是翰林学士本该有的实力。
天朝上国是大明的核心利益，论证大明为何是天朝上国这件事非常重要，这是凝聚共识的必要步骤。
这次翰林院学士提到的公，其实就是组织度建设，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当然重要，火当然重要，但不如组织度重要，按照翰林学士的看法，工具的发明和不断改变，都是组织度越来越高的结果，是经验可以代代相传。
《公》一篇最后，提出了几个对‘公’的畅想。
第一个：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律法，天子和万民之间的约定，无论天子还是百姓都要遵守，不能有太多的偏私。
百代帝师汉文帝曾经在犯跸案中，要求廷尉张释之，对案犯从重处罚，张释之谏言，汉文帝被说服，没有从重处罚。
当时张释之还对汉文帝说，如果律法连陛下都可以遵守的话，那天下就没有人敢违背律法了。
张释之不仅说，他还做。
太子刘启和梁王违背了宫卫令，张释之弹劾了太子和梁王，汉文帝摘帽致歉，薄太后亲自下懿旨特赦，特赦意味着太子和梁王有罪，而非大臣有罪，这件事才算是过去。
汉文帝遵守律法，律法得到了普遍遵守。
翰林学士们由衷的希望，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先秦就提出来的主张，有天能够实现，哪怕是部分实现，即承认是有罪的，即便是通过各种手段逃脱了律法的惩罚，但承认有罪，已然是巨大进步。
第二个，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农民的儿子是天子，天子的儿子是农民。
这个畅想，其实就是希望天子，能够把自己的目光，看向最广大的生产者和劳动者，让自己的阶级认同，更加靠近劳动者，这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最起码会知道百姓的苦楚。
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
很多时候，朝廷的灭亡，不是没有办法了，而是统治阶级完全无法共情最广大的生产者和劳动者，完全割裂，导致才苍生内心的怨气，已经到倾覆天下的地步，但君王仍然一无所知。
当皇帝的阶级认同越靠近劳动者，那么一些根本性的、路线上的问题，皇帝甚至会比大臣们更加清楚。
万历维新中的大明，就处于这种奇怪的状态里，皇帝的阶级认同，从来不加掩饰的靠近劳动者。
万历维新的驱动力，已经从吏治，转变为了改变生产资料归属和生产关系改变，官厂、身股制、还田、均田、营庄、垦荒等等，都是在工农领域，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第一句勉强实现，但第二句很难。
陛下对太子的培养是很成功的，但太子是天生贵人，虽然才十一岁，但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天生贵人的特点，太子做不到像他父亲那样，毫不掩饰的靠近劳动者。
第三个畅想，使奸人不能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不挂不赦之罪辜。
人的贪欲欲壑难填，希望制度的设计，可以让这些奸诈的肉食者们，不能夺取无穷无尽的福利；
而一些善良的人，无辜的人，却被这些肉食者依靠权力、身份、地位为难，附加了太多的无辜之罪。
冤枉你的人啊，往往比你还清楚你究竟有多冤枉。
其实这第三个畅想，就是对公正的向往。
翰林学士们希望大明在万历维新中，通过更多的制度设计，来完善制度，做到这一点，在‘公平、公正’上，更进一步。
事实上，大明正在这么做，潞王殿下虽然是混世魔王，为了为难羞辱一些肉食者，发明了公审的制度，对一些肮脏和丑恶，进行了完全的公开审判。
时至今日，公审制度，正在逐渐成为大明律执行合法性根本之一。
公开的、公正的、公平的律法执行办法，是第三个畅想实现的重要途径。
朱翊钧让邸报转载了这一篇《文明：公》的文章。
二月十七日，殷正茂下葬了金山陵园，位列万历维新功臣榜第四，仅次于王崇古之下，作为开海的柱石，殷正茂魂归大明，守护着大明继续向前。
皇帝给殷正茂赠了吕国公，恩荫了殷正茂长子次子的后人，为尚宝丞，不视事，谥号文襄，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
文襄公这个谥号，是皇帝钦定的，而礼部给的谥号则是荣靖，这也是美谥，但和文字开头的谥号，差了不止一个级别，礼部觉得殷正茂这一生，都未曾入文华殿参与机要，这第一个文字，有些不合适。
朱翊钧直接下了旨，不准内阁封驳。
内阁封驳皇帝圣旨的权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皇帝听还跟你商量下，皇帝不听，直接下旨，礼部也只能遵守了。
殷宗信带着盈嘉公主去了金山陵园为父亲守孝二十七天，躲避朝中的风雨。
皇帝的第二封圣旨，殷宗信随天子一起南下，驻跸松江府后，和巡抚一起赴任吕宋的圣旨，没有被封驳，但朝中的反对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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