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上，主战的仍然是多数，但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按照当年张居正《陈五事疏》去算，就不算通过了廷议。
其实这个时候，朱翊钧完全可以朕意已决，如果朕意已决过于直接，还可以启用西书房行走，代替碍手碍脚的内阁，直接对安南用兵。
如果征伐失败，西书房行走裁撤，成为过去；
如果成功，沈鲤这位骨鲠正臣、维新功臣，处境也不至于过于的尴尬，他还是阁臣，只是平安南之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而已。
当阁臣和皇帝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皇帝想办法绕开内阁，是一种比较温和、给彼此体面的手段。
试一试，成了自然最好，不成也不会造成太多的危害。
但朱翊钧仍然试图说服沈鲤，而没有朕意已决，也没有完全绕开，朱翊钧当然不是怕沈鲤不同意，还在后面联合其他大臣战事掣肘，沈鲤是骨鲠正臣，他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
内阁毕竟还是朝中大臣，名正而言顺，这么一绕开，阁臣就形同虚设了。
“万历维新以来，大明连年动武，从无一日安宁，已然有了穷兵黩武的征兆，臣是阁臣，不能坐视不理，和其他大臣一样，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一味媚上，以求顷刻安宁。”沈鲤被皇帝单独召见，仍然不改自己的意见，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穷兵黩武，穷，竭尽所有也，黩，轻率妄动也。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一旦朝廷习惯了武力、开拓、征伐解决问题，就会更加轻率的动用武力，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把整个天下变成战争的机器，而后在不断的战争中，毁灭自身。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穷兵黩武的最终结局，就只有自我毁灭。
很早的时候，戚继光就告诉皇帝陛下，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常胜将军，可以永远赢下去，军事手段，从来都是最后的手段。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
“大宗伯所言有理。”朱翊钧肯定了沈鲤的反对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是有利于大明的，反对皇帝，不代表沈鲤就是错的，朱翊钧很霸道，但他从来不是容不下反对意见的那种霸道。
朱翊钧轻轻皱了下眉头说道：“但现在大明，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更应该悬崖勒马。”沈鲤马上回答道：“不让万民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是仁，是义。”
打仗制造杀孽，绝对不是个好事情，关键是这次大明对安南用兵，有些过于刻意了，和永乐年间，随便找了个借口打安南，几乎一模一样。
随便找个借口打，打下来，统治二十年，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万文卿这个歹毒的读书人，要求四大家族家主到大明会勘，摆明就是逼四大家族故意违约，制造战争借口，实在是有些过于刻意了。
王师，要有合理的理由，出师有名才不会出师不利，戚继光在战争论里，反复说过，要让军兵完全知道为何而战。
“那要是现在发动第二次平倭之战呢？”朱翊钧有些好奇沈鲤对战争的态度。
“那可以，臣不会反对，甚至还会为陛下亲自撰写檄文。”沈鲤回答的很快。
灭倭是完全合理的征伐，不是穷兵黩武，轻率妄动，倭寇制造的杀孽，时至今日，依旧让大明伤痕累累，这道伤疤仍然没有愈合。
大明，或者中国，从来不会刻意否认失败，过错就是过错，痛苦就是痛苦，任何掩饰，都是懦夫行径，把仇恨记下来，十世之仇？百世之仇，犹可报也。
穷兵黩武，一个是穷，穷尽所有，一个是黩，轻率妄动，发动不合理的战争。
“这次确实有点急。”朱翊钧不否认，这次用兵，的确是功利心，有些太强了。
一方面是为了促成西洋商盟成立，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宣威海外，就是打安南一顿，让西洋商盟知道厉害，不敢生出忤逆之心，达成的盟约要认真履行。
最后则是内因，皇帝、其他大臣，是出于对中兴的追求，永乐开海，是安南、吕宋两条腿走路，到了万历开海，这吕宋一条腿，都蹦跶了二十多年了。
如果不把安南从属地变成郡县，很难理直气壮的对祖宗说，万历维新定社稷、安江山，中兴大明。
任何战争，皇帝都需要一个足够明确的、合理的、正义的理由，去说服大臣、朝臣、百官、万民，参与到这场战争之中，鼎力支持这次战争，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打败了，国内也不至于输的一无所有。
这一点戚继光在战争论里说的非常清楚，他在《不义》一篇里，讲的非常明确，不义之战的最终失败。
战争的主要理由，连国内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说服，那如何在军事胜利后，赢得政治胜利？
只取得军事胜利，而无法获得政治胜利的战争，都不应该被发动。
首先，在廷议大臣里，这次征战的理由，就无法说服以沈鲤为首的大臣，就有可能无法说服军兵，无法说服大明万民，安南国在万历维新后，表现的有点像朝鲜，不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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