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牙实正在实践，他把大明经验和泰西本地情况结合起来，想要从实践中得到因地制宜的营庄法。
他发现，在泰西搞营庄法，比在大明搞还田容易多了，到这个时候，他才彻底明白了《翻身》这两个字的根本意义，同样，他对侯于赵只有佩服两个字，大明从来不缺少能人，可是如何让能人发挥出价值来，就很考验君主的才能了。
侯于赵能做成还田、巩固还田这件事，完全是因为他只看立场，立场先行是非常危险的，需要一个英明的君王才能驾驭，类似的制度还有稽税院、密疏制度、解刳院，这些都需要明君圣主才能驾驭。
大明还田非常的难。
就比如，朝廷给地，这件事就充斥着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大明拥有大量的自耕农，即便是天下困于兼并，但自耕农的数量超过了两成，就这两成的自耕农，险些成为了还田失败的导火索。
自耕农的田和佃户、家奴完全不同，自耕农拥有部分的田亩，数量多少并不相同，如何把收上来的田分出去，就成了一个让浙江上下地方官员都感到可怕的问题。
在朝廷进行还田之前，许多自耕农，全都提前分家，三四个儿子，立刻从一户分成了四五户，这样一户多少田亩，就可以多占多要。
这些自耕农，在乡野之间叫做富农，而这些富农是乡野之间，实际上的‘台面人物’。
当富农开始分家后，立刻，所有的农户都开始了分家，家里连三岁的小孩子，都要单独立个户，就是为了等着朝廷给田，后来传言变得杂乱了起来，说是只有有家室才能算是户，乡野之间嫁娶立刻疯狂了起来。
很快，朝廷规定，以万历十三年人口普查的结果为准，因为涉及到了四差银，也就是人头税的征收，以万历十三年普查结果为准，就避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毕竟日后浙江要进行一条鞭法改革，算是提前做了准备。
朝廷觉得这样做公平，而富农觉得对自己的不公平，因为很多富户家里的田亩，其实超过了标准，需要还田，而不是得到田亩，富户们立刻就不干了，和乡贤缙绅合流在一起，反对还田令的推行。
这就像'我家真的有一头牛'的故事。
而贫者之家，也觉得不公平，等了这么久的公平公正，就等来了这个结果？那些富户平日里仗着自己兄弟众多，和乡贤缙绅关系要好，在乡野之间横行霸道！
还田之前富户可以作威作福，还田之后，富户仍然可以作威作福。
贫者也对这样的公平不满意，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公平，而多数人的想法，是成为新的乡贤缙绅。
只有真正在乡野之间生活过的人，才能明白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在皇帝、朝臣们的叙事里，肉食者们兼并土地，是道德沦丧的后果：他们会趁着天灾人祸，凭借无德之行兼并土地，当道德无法约束这些乡贤缙绅的行为，那就只能依靠暴力。
这个叙事当然没问题，但在侯于赵的《翻身》里，黎牙实看到了另外一种叙事，那就是乡贤缙绅、富户们的兼并手段，主要是利用丁口，更加明确的说，是多生儿子。
乡贤缙绅、富户，他们有足够的田亩可以养育后代，自然同宗同族，人多，就能在乡野之间横行霸道，在乡野的矛盾冲突和天灾人祸里，人多的那一方，自然而然的会兼并更多的土地，这些土地在同宗同族里不断的流转，最终完成了兼并。
皇帝和朝臣们有自上而下的视角，而侯于赵提供的视角，是自下而上的视角。
还田看起来是公平对待，但其实本身并不公平，即便是朝廷公正还田，这些树大根深的同族同姓，还是要把这分下去的田，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等于说折腾了一轮白折腾，空耗国力，毫无作用。
富户联合着乡贤缙绅不满，贫者想要真的翻身，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很快，侯于赵做出了反应。
他立刻下令倒查到万历元年，允许贫者之家举报违法行径，一旦查实，严加处治。
侯于赵在浙江还田，用了许多雷霆手段。
比如一些纠集到衙门口闹事的乡贤缙绅、拿钱以壮声势的游手好闲之徒、为虎作伥的富户，全都被侯于赵调遣浙江九营，当场拿下。
这个决策可谓是非常的大胆，稍有不慎，就是官逼民反。
在侯于赵看来，敢到衙门口闹事，那显然腚底下一定有事，才要对抗还田，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保住自己的所有，侯于赵对这些人，进行了更加严密的审查。
黎牙实在葡萄牙搞营田法，根本没有这种苦恼，因为葡萄牙几乎没有自耕农，确切地说，绝大多数都是农奴，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就比侯于赵要简单无数倍。
而且施加雷霆的人是安东尼奥，而非他黎牙实，他只需要把刺头交给安东尼奥处置。
至于安东尼奥怎么处置，黎牙实就不管了，安东尼奥的处置办法是：兴大狱，汉士族们也清楚，让他折腾更复杂更合理的办法，他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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