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一直在关注着孙家发生的一切，孙家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明诸多豪门内斗的一个剪影，有太多类似孙家这类的事情，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地发生着。
孙克弘选择把老二送进大牢问斩，是为了孙家的延续，为此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还把老三和老四驱逐了，防止内斗进一步升级。
孙克弘如此果断，但孙家内斗并不会结束，连他自己都知道，内斗会随着他的死再次爆发和升级。
松江府第一豪奢户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大明诸多豪奢户的兴衰史，朱翊钧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件事，原因也简单，因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猴子爬树，上面的猴儿不肯下来，下面的猴就上不去。
孙克弘带领孙家成为第一豪门，随着内斗的开始和升级，孙家分崩离析，就有了新的猴子跑到他的位置上来。
皇帝无条件偏袒穷民苦力，因为势豪在生产中充当了朘剥者，敲骨吸髓，唯利是图；但皇帝也很清楚、更承认，势豪的重要性，因为势豪在生产中，充当组织者，他们是社会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无条件偏袒穷民苦力是阶级立场、阶级认同、倾向选择的结果，承认势豪重要性，是因为当下的现实需要，需要有人充当生产的组织者。
大明主导的官厂，并不能安置天下所有的工匠，需要更多的民坊参与进来，而且官厂主要通过吸收民坊里的工匠，来维持官厂生产力和竞争力，没有足够多的民坊，那就没有足够强的官厂。
这一点王崇古在世的时候，就反复讲过很多次，官厂也需要竞争，否则就会在僵化和臃肿之下，走向灭亡。
关于松江远洋商行商总的位子，现在有了两个选择，一个喜欢长跑的刑彦秋，商盟东家们会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刑彦秋什么都不懂。
擅长农业的哈克不会被任命为农业大臣；不懂法律的青年汉弗莱去负责法务部；让没有出过海的刑彦秋做商总，那刑彦秋就只能对这些东家们唯命是从了。
刑彦秋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经历，完全无法有效的反对东家们的命令，刑彦秋是个聪明人，他立刻去拜了陈敬仪的码头，只要陈敬仪愿意耳提面命，他做了商总，也不至于死的太难看。
商行的东家们，其实不喜欢陈敬仪，这人太过于心狠手辣，孙克弘活着，还能压得住，孙克弘一死，陈敬仪就再也没人能管了，不听话的陈敬仪自己犯错误走了，这次要换个听话的人来。
第二个人选，则是万历十七年进士，戴士衡，这个戴士衡是福建人，为人极其骨鲠，三年监当官，转新建知县，颇有贤名，吏部、户部推举其为商总。
吏部和户部的意思非常明确，既然大家都要让个外行人来做这个商总，那朝廷直接任命好了。
这两个人选，朱翊钧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刑彦秋，而不是戴士衡，当然，不是朱翊钧对戴士衡有意见，他把戴士衡任命为了上海县知县，这是重用。
“商总的这个位子，还是许民间自决。”朱翊钧选择了尊重商行东家们的会推，而不是朝廷授予。
这么选择的原因其实简单，大明的士大夫根本不懂如何行商，更不懂如何做买卖，做商人是要逐利的，是要唯利是图的，但凡是在商业竞争中，讲一点道德，就会输的一败涂地。
就是衙门因为不懂行商，当初松江府衙才会成为大东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商行，这会让商行失去自主性和灵活性。
而今天，朱翊钧选择了继续如此，没有做出改变。
而且戴士衡一旦做了这个商总，他这辈子就到头了。
这不是皇帝要为难戴士衡，而是他身上沾了铜臭味，就很难再升转了，君子耻于言利，这是道德层面的指责，同样还有现实具体的考量，戴士衡做了这个商总，就跟这些势豪们有了密切的关系。
跟势豪们有了密切的关系和来往，不是不利于进步，是根本没办法进步，一来皇帝对势豪们有偏见，朝中整体风向，这些和势豪关系亲密的官僚，都很难得到重用；
二来，反腐司天天盯着查，别说查几次，查一次，心脏都受不了。
经过几年发展，反腐司那衙门，比鬼门关还恐怖。
人一旦进去了，就是音信全无，犯了什么事儿，多严重，该怎么处置，找谁打听消息，怎么样才能疏通关系捞人、人到底活着没有等等，根本一点消息传不出来。
和反腐司一比，张居正的考成法，无论怎么看，都非常仁慈了，张居正也就是给官吏套笼头，让官吏好好干活，可这反腐司，根本就是把刀架在了官吏的脖子上。
而反腐司的筹建是从海瑞回京主抓反腐后开始，在他离世后才正式成立。
反腐司曾收押了一名贪官，一关就是四年，真就一点消息没有，终于贪腐案完全调查清楚，宣判的时候，连本人都有种解脱感。
那种恐怖的氛围，不亚于解刳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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