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和冯保两个人，听陛下和元辅论天文，全程都是一个表情，置若罔闻，听不懂为什么要听？陛下和元辅要研究的东西，那叫天道，作为宫人，在旁边直呼先生高陛下硬，大明又高又硬就行了。
两个天才之间的交流，跟他们俩没啥关系，虽然听不懂，但他们尽力了。
最后一些话，二位大珰却是听的明明白白了。
皇帝要把那个狂生朱载堉诏入京师来，需要用到的关键道具，就是他们做的强化版六分仪，用此物当做饵料，把朱载堉这条大鱼宣入京师。
宣朱载堉入京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可以平息朝廷非议，省的朝臣们一直泄泄犹沓沓，喋喋不休说个不停，要是朝廷有银有粮，谁不想花花轿子人抬人，给宗室们发俸？这不是没有吗？
日后但凡是有人抨击皇帝没有亲亲之谊，就好好赏赐这个远房皇叔，岂不美哉？
第二个则是继续推行大明削减宗俸的主张，在嘉靖、隆庆之后，让郡王以下自谋生路，这是基于朝廷财用大亏的践履之实，只能继续推行，否则朝廷不发俸禄，还不让人自谋生路，那不是逼人死吗？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根据侯于赵的奏疏，日后郡王以下的就不发宗牒了，既没有司法特权，也没有税赋特权。
第三个则是科研意义，张居正很忙，他可以看看这些天文志书，防止皇帝被蒙蔽，更要防止有人搞天人感应那一套影响国政，隆庆六年的客星犯帝座，也让张居正很是被动，虽然钦天监监丞周相已经极力找补了。
天文之事，找个专业人才，找个精通历法的宗亲过来主持。
政治意义和科研意义的双重作用！
“陛下，其实宣藩王进京彰显亲亲之谊，历代皆有，他不来，也得来。”冯保颇为确信的说道：“君子其实最好欺负。”
好好先生那是最好欺负的，万物之事总是如此，对好人要求太多，对坏人宽容太多。
君子其实最好对付，浙江巡抚朱纨就是个君子，他平倭被逼到了自杀明志的地步，张居正、殷正茂、凌云翼、潘季驯等一众，就不会自杀明志，他们只会跟人斗，斗的你死我活，咬的遍体鳞伤。
“讲筵吧。”朱翊钧小手一挥，开始了今日份的讲筵。
下午时候，内阁拟了一封圣旨，内官徐爵、给事中侯于赵，向郑王府疾驰而去。
朱翊钧带着一堆人整天在研究日影长度，张居正教导下的小皇帝不是弘而不毅之人，是践履之信实的君王，之所以要带着人研究日影长度，是因为朱翊钧要修历。
修历要有理由，农时不准，就是最好的理由。
钦天监丞周相其实已经测定了大明《大统历》确实不准确了，晚于正确的历法一日左右，所以各种乱象频出。
老话说十年碰不上一个闰腊月，其实不准确，万历二年的十二月是一个闰月，再往后数下一个闰腊月是1784年以后，也就是公元338年。
闰月是在修补历法的漏洞，夏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十二月，每年会比地年，少上十一二天。
为了补历法的漏洞出现了闰月，三年一闰月，少，三年两闰月，就多；八年三闰月，少，十九年七闰，多，其实多的不算多，就多了一个时辰，可是架不住积少成多，历法要反复修改。
为了这十九年一个时辰的漏洞，祖冲之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精确，最终提出了391年144闰月，换算下来，就是391年144闰月，地年一年的时间为36.48日，比后世所得，一年就多了3秒。
而后到了元时郭守敬的《授时历》后，地年一年时间为36.4日，比后世所得，一年就多了6秒，这就是张居正所说的后世法常胜于古法，而屡改益密，惟历法最为显着。
比较巧合的是，万历十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西方通用的儒略历进行个改革，颁布了格里历法，而格里历法测算一年时间为36.4日，和《授时历》分毫不差。
在万历十年时候，泰西的历法计算，终于赶上了元时水平。
而大明在这两百年里，真的是纹丝不动吗？
前赴后继的天文生为了历法，反复上奏，嘴皮子都快磨烂了，皇帝也几次下诏想要修一修，毕竟算不准月食、日食，实在是有失朝廷体面，搞得皇帝不得天心一样。
在景泰年间和嘉靖年间，甚至真的简单动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历法，但最后都未曾完全更易。
就比如眼下的钦天监丞周相，他就是个专业的天文生，他已经确定了大明朝的历法不准确，而且大致的算出了时间，但是他声音太小了，朝中何人能听？
动辄被人扣上坏祖宗成法的大帽子，周相一个小小监丞，根本扛不住朝中的风力舆论。
在孔子那个年代，为了避免三年卒哭之礼，周朝的士大夫们发明了金革无辟这种绕开丁忧三年卒哭的权衡之法，到了大明，自孝宗以来，夺情起复，仅仅一个户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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