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殿内，崇祯帝正在翻看近期内阁报送过来的各种奏章，其中关于平定两广、云贵叛军事务，以及各地新政、军改落实事务的奏章占了大多数。
崇祯帝见到刘衍对两广、云贵的文官武将进行了大清洗，杀戮甚多，心中很是不满，虽然明知那些官吏几乎是无人不贪，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与叛军有关联，崇祯帝对于这些官吏也非常痛恨，可是刘衍趁机将四省官吏全部替换了一番，更让崇祯帝心中不痛快。
此时刘衍就站在旁边，崇祯帝翻看完毕之后，便看向刘衍，略带不满的说道：“刘阁老这么做，杀戮太深了，长此以往，我大明岂不是要走上暴秦的道路了！”
刘衍说道：“陛下明鉴，有些人是不杀不行的，不杀则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整肃朝纲！”
崇祯帝眉头紧锁，说道：“可是按照刘阁老这么干下去，就不是改革了，而是要全盘推翻我大明的各项国策。就好比卫所制，当年太祖皇帝立下卫所制，国家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粟，可是现在刘阁老推行的军改，却几乎将卫所制废除，是不是太过了！”
刘衍说道：“陛下，我大明的卫所制与户籍制严密挂钩。当年太祖皇帝分天下百姓为民、军、匠等户，每户职业世袭，此举本就有很大的弊端。所以卫所兵源即为世袭的军户，卫所制下，军队平常务农，战时做战。但世袭的军功制使卫所各级将领逐渐发展为当地的豪强，各地的卫所军户则沦为了他们的附庸农民，使我大明的军队只知农耕而不知军事，造成全国兵马战力普遍下降。”
崇祯帝闻言很是不满，隐约有了爆发的迹象，一旁的王承恩不断以目示意，让刘衍说话注意点，可是刘衍却视而不见。
“难道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在刘阁老眼中，就那么不堪吗！”
“陛下不要误会，臣并不认为太祖皇帝之制不好，反而认为卫所制乃是我华夏千百年来的集大成之举，实乃吸取历朝历代屯田经验和兵制得失，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当年太祖皇帝言:"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并不是自夸，而是在阐述事实，臣对此也颇为推崇。"
“只是世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卫所制度在我大明立国之初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为我大明提供了充足的精兵强将。可是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否则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时间一长我大明的军户数量日渐减少。”
“此外，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卫所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如此则给军户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另外，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自宣宗皇帝以后，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
“军户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百姓，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到了正统三年，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
刘衍所言俱是实言，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但是也早有耳闻，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
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到了嘉靖八年，桂鄂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后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
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七成左右。在嘉靖年间之后，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更是已达其总数的八成，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
此时崇祯帝不再说话了，只是看着刘衍，静静的听着。
“陛下，臣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表明一点：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时间一长，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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