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其实在太祖朱元璋的时候，是有收商税的，但是朱元璋是农民出来的，他也不懂经商，当时定的是三十税一。这么一个税率，到了嘉靖的时候由于倭寇猖獗，就基本不是收商税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国家对商业的税率是很高的，大多都是百分之六以上，奢侈品那就更高了。而且里面还有运输费，仓储费等一系列的服务都是要收税的。大明既然对当时的商人不收税，那当时商人还不富得流油，但是相反的是商人的地位又是排在末位，怎么办呢？那就勾结朝廷官吏，一个出钱，一个出权。大明的钱权交易就变得比历代都严重，到后来这样已经不能满足商人的需求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就出钱建立学院，学府，培养官吏，这种官吏一多就拉帮结派，干涉国家大事，使得皇权的权威急剧下降。魏忠贤当朝的时候看这情形，觉得这些人太可恶了，就大杀特杀，可是你知道这些学院出来的，那些笔墨有多厉害，就大写特写，于是就成了多党对阉党的斗争，魏忠贤还在的时候还好，人家势大，大家都拎成一股绳，一致对外。其实这一点当时天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当时有人弹劾，参奏魏忠贤时，天启说了一句：“魏忠贤就是一条狗而已，不足为虑。”可崇祯刚登基的时候，其实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孩，他觉得魏忠贤权利太大了，就稀里喀喳把阉党给削弱了。这下没有对手了，那些党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就开始内斗了，再加上崇祯时期内阁频繁更换。使得大明党争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党争其实追根溯源还在大明没有控制好商人，没征收商税，使得这些人有钱肆意妄为。
崇祯元年四月初三，近百位商人和四品以上官员集聚乾清宫面见朱由检。朱由检面对满满都是人的大殿：“今日让各位来这，用意大伙都明白了，那朕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天启帝的时候，收海贸税、商税、盐税、茶税、矿税等工商税，而今朕在位问问各位这些税还要不要收？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复党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想走了出来：“皇上，微臣以为不可再收，如今大明四方匪寇兴风作浪，商路受阻，各个地方官府也有私自设卡，导致商人如今也困难重重。还有如今虽不像当年嘉靖的时候倭寇猖獗，但是商人也是在沿海地区商贸上依然受到倭寇的『骚』扰破坏。所以皇上，臣以为大明商人表面上是光辉无限，但是实际经常是血本无归的，能成为成功的商人有时候是靠天意的，但是也不知道哪一天就倾家『荡』产。”
朱由检这一听明白了，这是一个来哭穷的，这个调调不能让他起来，不然今天还怎么往下议论：“爱卿是认为这税不能收？可是朕知道当年太祖之时那是有收商税的，至少也是三十税一。你这一说，难道是说太祖收错了？”朱由检这一说把周延儒吓得连忙跪下：“微臣不敢。”
底下的人听朱由检这话一出，知道再说取消商税怕是不可能了，说天启，说万历可能还行，谁敢说太祖。
“臣，觉得周大人所说确实不妥，这商税是应该缴纳，毕竟商人也是百姓，百姓缴纳税是理所当然。但太祖说收三十税一，那时大明百姓安居，现如今正如周大人所说商人也有难处，所以臣按商人收益中收取一定份额即可。”大堂走走出一人，真是东林党钱谦益。
这表明上听上去是冠冕堂皇，但是这是个圈套，先不说比三十税一还少的一定份额能有多少，咋们先做这大明官场昏暗，官商勾结非常厉害，甚至是商养着官，这商人收益如何能知晓，到时候只需做两本账目，一本自己留下，一本是年年亏损，这就不要说收税了，搞不好还要让朝廷去扶贫呢，朱由检心里明镜：“钱大人这主意有点意思，可这商人的收益是多少，由谁查呀，谁又能知道，他们那些账本可靠吗？如果朝廷安排人员去调查，派谁去呢？这得多少人才能查，这些人吃喝拉撒睡，谁管？”
钱谦益一听，皇上这是有备而来呀，赶忙退下，再另谋计策。这时商人走出一个：“微臣叩见皇上，草民胡新一，先祖是胡万安，草民认为朝廷可设立一个专门收取税银的官府，这里面人员需商人里德高望重的人来当任，同时他们在各个商业在全大明内都有生意门面，由他们向朝廷缴纳税金，其他各地商人都向他们当地的门店缴纳就行了。”他刚一说胡万安的时候，大家都投去了目光，胡万安可是成化年间徽州大盐商，接着听到这方法，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这个方法呢，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让商人直接当官了，另一方面这个官府将控制着大明的商业经济命脉。朱由检这一想，也是吃了一惊，直接当做没听见：“还有吗？别的意见吗？”
“草民叫王利仁，草民认为虽然我们代表全国商人议论商税，但是各地各家的商号各不相同，根本无法统一一个标准。草民以为应让我们这些人下到各地，让当地商人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来给皇上，最后由皇上选定最终的方案。”百位商人中又走出一人。这个方案就更明显了就是一个拖字，要全国商人都议此事，这要到何年马月才能议论得完，即使最终确定下来，估计也左右推托，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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