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旧稳坐于潼关大营的中军帐内，运筹帷幄，神色平静地处理着如同雪片般从大兴城内、从洛阳朝廷、从帝国四方飞来的军报、政令和各方势力的试探文书。
他的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让一些渴望借此战功更进一步的部下感到些许不解，却也让如高安、罗士信、秦琼、程知节等年轻一代的核心将领更加敬畏。
杨子灿，穿越至今，早就跨过了成千上万生死京观的那道心理之坎。
直到数日之后，城内初步的清理和消杀工作完成，主要区域秩序基本稳定，瘟疫爆发的风险得到控制。
二
这一日，初夏的阳光，温暖而不强烈地照射在古老的长安城上空。
魏王杨子灿，在一千名最精锐的、隶属于他直辖的骁果卫护卫下，策马缓缓进入了这座他既熟悉又陌生得令人心寒的城市。
他没有前往那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皇宫，甚至没有去理会那些被扣押在囚笼中的昔日对手。
他的马队，径直来到了位于崇仁坊的魏王府旧址。
这里，曾是他作为大隋卫王在长安的居所，虽然经历战乱，门庭略显破败，围墙也有几处坍塌，但主体建筑大体完好。
他勒住马缰，抬头望着门楣上那块蒙着厚厚灰尘、字迹却依旧清晰的“魏王府”匾额，目光深邃如古井寒潭，无人能窥见他此刻内心深处那翻涌的思绪。
是目睹故园凋零的感慨？
是达成战略目标后的释然？
是面对几十万生灵涂炭的沉重？
抑或是，一种超越了简单善恶评判的、属于执棋者的冰冷觉悟？
“传令，”他低沉而清晰的声音打破了门口的寂静，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其一，依照《大业律》及《刑部则例》，将所有擒获之逆首——李渊、李密、王世充、刘武周、罗艺及其核心党羽，分开关押，严加看管，详查其罪证，逐一造册，不得有误。”
“其家眷、族人，依律一体锁拿，清查产业，勿使一人漏网。”
“所有案犯、证物、口供，稍后一并妥善押赴东都洛阳，交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司会审，公开展示罪证，依律定罪，明正典刑！”
……
他的命令，条理清晰，措辞严谨，没有任何带有个人情感的宽宥或额外的严酷。
造反，是十恶不赦之首罪，是动摇国本的大逆。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情理可原的余地。
即便是他，权倾朝野的魏王、总领军政的太师、天下兵马大元帅，也绝无权越过帝国的法律程序，擅自判决这些人的生死。
维护律法的尊严和程序的正义，是彻底粉碎旧势力、建立新秩序最根本的基石。
任何出于私人恩怨或所谓“仁慈”的干预，都是对这场“除石”大业本身的背叛。
“其二，”他继续吩咐，语气转为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沉稳。
“即刻以六百里加急，上奏朝廷。”
“大兴城罹此百年未有之大难，宫室残破，民生凋敝，戾气积聚，鬼魅之说盛行，已失帝都之气运与体统。”
“臣杨子灿恳请陛下及朝廷诸公，依前议，将其宫室主要建筑、太庙、官署及历代重要古迹予以保留修缮，以为警戒后世之实物。”
“其余大量民宅废墟，当有计划拆除，疏通被淤塞之龙首、清明诸渠，广植松柏林木，涤荡污秽之气。”
“拟议将此城整体改建为‘华夏历史博物院’，收存陈列自周秦汉魏以至本朝之重要文物典章，详述历代兴衰之鉴，对天下士民开放。”
“为维持博物院日常维护、研究及扩充之资，可酌收费用，然需定立章程，惠而不费，使民有所观而有所得。”
紧跟其后的杜如晦连忙应诺，退下准备公文。
这道奏疏的核心内容，其实早已在东都洛阳的朝廷核心圈子里达成了共识。
大兴城（长安）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随着杨隋正统的坚定东移和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已经正式宣告终结。
它将不再扮演权力枢纽的角色，而是转型为一个巨大的、露天的文化象征，一个警示后人的历史活化石，一个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在游览中反思历史的庞大博物院。
这，无疑是对旧时代势力及其盘踞的巢穴最彻底、也最具文化自信的告别方式。
三
是夜，魏王府书房。
胡图鲁率领的亲卫们，早已在外严密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半步。
书房内，只点了一盏孤灯，昏黄的烛火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在墙壁上投下杨子灿凝坐不动的、巨大的影子。
杨子灿，独自一人，从贴身的、以金线绣着暗纹的锦囊中，取出了一封以火漆密封、纸质已然微微泛黄脆化的密信。
他小心翼翼地用银刀裁开火漆，展开信纸。
上面的字迹并非寻常墨迹，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药水书写，唯有在烛火特定的摇曳角度下，才能隐约地显现出那似曾熟悉的、带着几分杨广特有语气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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