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正将审判推向高潮，并引起朝野及围观者巨大震动，乃至让许多原本对隋室抱有敌意或观望态度的士人也为之愤慨的，是裴矩、杨子灿、无面掌控的白鹭寺（包括杨子灿的灰影系统秘密搜集并妥善递交）经过长期潜伏、精心收集，在此刻抛出的重磅证据。
与突厥、吐蕃、高句丽、倭奴国……甚至是西域诸国敌对势力之间，往来的密信、盟书、信物，及相关关键人物的供状。
这些铁证，被当庭展示，并由书吏高声诵读。
有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后，向突厥始毕可汗卑辞厚礼、甚至隐约透露出称臣纳贡意向的乞援信，信中许诺“子女玉帛，尽归可汗”，以期换取战马、兵器和突厥骑兵的南下牵制。
有李密在瓦岗势大时，与突厥某部落小可汗秘密往来的文书，其中竟有“若得天下，愿割河套之地以酬”的骇人条款。
有刘武周为换取支持，大量接受突厥、高句丽金银、马匹，并承诺在其夺取河东后，助突厥、高句丽扫荡太原以北、以东，为其南下、西取打开通道的证据链。
甚至还有王世充在河东起兵时，为换取突厥和倭奴国对其“郑”政权表面上的承认乃至默许，而暗中通过商人渠道，向突厥贵族、倭奴国输送所占之地府库珍宝、丝绸、工艺品的详细清单，以及和部分经手人的画押口供……
当然，还有像早就成为傀儡的薛举当初受吐蕃、吐谷浑……等诱惑和资助，起兵谋反、祸乱兰州、河西的卖国勾当证据……
……
很快，这些白纸黑字、物证俱全的卖国行径，被抄录成无数副本，通过朝廷的官报、邸抄，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说书人、民间文人的口笔，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或许还有部分底层民众或因信息闭塞，或因深受战乱之苦，对这些反王们抱有几分“乱世英雄”的同情或幻想。
一些心怀异志的豪强们，还在隐忍潜伏，还在观望时局待变。
甚至，朝中还有某些仍然与旧势力有潜藏极深和牵连的官员，内心尚存一丝侥幸。
……
但现在，这些所有的同情、幻想与侥幸，在这些赤裸裸的、明晃晃的背叛家国民族利益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而可笑！
“引狼入室！”
“卖国求荣！”
“华夏之耻！”
“罪该万死！”
……
无数的怒骂声，如同燎原之火，从洛阳的朝堂迅速蔓延至州郡、乡村，形成了强大的民意浪潮。
这些证据，也彻底坐实了天下反王们、“仁义之师”们，不仅是“谋逆”，更是“叛国”和“卖国”的十恶不赦之罪人。
行为的恶劣程度，让他们在家国道义上的形象，已然彻底破产。
这些行为，甚至超过了他们与隋室朝廷为敌的本身之事。
这件事情发酵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得对众反王及其党羽的后续严厉清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的道义与民意支持础。
……
反王及其党羽的判决，毫无悬念，也无需悬念。
主犯李渊、李密、王世充、刘武周、罗艺等十余人，依据《大隋律》中对于“谋反”、“谋大逆”、“叛国”等罪的明确规定，被判处腰斩之刑。
并，明令弃市三日，以儆效尤。
其家产，全部抄没充入国库。
其九族无论长幼，皆依律连坐，斩。
……
《开皇律》有曰：
“谋反及大逆者，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妻之父母皆斩，伯叔、从父兄弟、侄、孙配没为官奴婢，资财田宅悉没官。”
合称，“夷九族”。
具体点，就是如下之处置法。
斩刑（立即处死），正犯、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共 9 种亲属。
配没（籍没为官奴婢），伯叔、从父兄弟、侄、孙、妾、女、姊妹之子。
资财，田宅、奴婢、畜产、邸店悉数没官。
尸体刑，若正犯已死，仍“开棺焚骨”“戮尸枭首”，如李渊五庙祖考墓皆开棺焚骨、杨素挫骨扬灰、斛斯椿开棺戮尸、宇文述及其五庙祖考开棺焚骨、王世积、虞庆则等。
流放，罪责或旁系偏远者，处至极边苦寒之地劳役。
其余核心党羽，根据参与程度、罪行轻重，或处斩，或流放劳役，或贬为官奴……
……
行刑之日，洛阳城西市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雪亮的铡刀，依次落下。
鲜血喷溅，染红了刑场上的高台。
观者，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惊叫声……
隋末以来最为庞大、最具代表性的数股反抗势力，终于不仅在军事上被摧毁，更是在政治道义和法律层面上被彻底钉在了大隋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牵连范围之广，涉及家族之多，堪称文帝开皇以来之最。
随后，便是又一次规模浩大、组织严酷的人口迁徙。
成千上万的配没和流放者，被登记造册，戴上沉重的枷锁镣铐，由全副武装的官军分批次、定路线，武装押解，踏上了通往帝国四方边疆的流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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