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和前辈一样，被分散安置到辽东、河西、岭南、北方、西域走廊等新拓之地或需要加强控制的边疆区域。
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将被“贩卖”入粟末地那庞大而高效的海外拓殖网络，最终分流后输送到更遥远的夷州、崖州、乃至茫茫大洋彼岸的殷地安州……
这，是又一场强制性的、充满了血泪与痛苦的民族迁移与融合过程。
无数家庭破碎，无数生命凋零在漫长的流放路上。
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些携带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文化典籍、语言文字和血缘基因的“罪犯”及其后代，如同被狂风吹向四方的种子。
尽管过程残酷，却也必定会在在陌生的土地上，顽强地扎根、繁衍、生息。
他们，不论主观意愿，在客观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汉文明的传播与血脉散播。
这一举动，必然为未来一个更加辽阔、更具内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圈，刻意地撒下了最初的种子。
帝国的边界，在这些人的血泪中，也被悄然夯实与拓展。
二
一切的喧嚣，逐渐平息。
生命熄灭的血腥气，终于被阵阵秋风吹散。
这是，一个更为现实、也关乎国本的问题，摆在了新朝统治者的面前。
大隋天下，究竟还剩下多少子民？
永安元年末，由户部牵头，并得到了军方的强力支持，一份详尽的天下人口统计奏表，被秘密呈送至御前暨政事堂核心成员面前。
一系列冷静近乎冷酷的数字，揭示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巨大动乱，对帝国人口造成的恐怖消耗。
“经初步计核，大隋永安元年，官方在册户籍为，三百八十万户，两千八百万人丁。”
这个数字，让御书房内的杨子灿、裴矩、萧瑀等人，陷入了长久的、无言的沉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窒息感。
他们清晰地记得，就在不到二十年前，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帝国户部那象征着鼎盛与繁荣的簿籍上，记录着怎样一个辉煌的数字。
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
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而这，还仅仅是官方所能统计到的“编户齐民”，考虑到当时必然存在的世家荫户、豪强隐户、以及边远地区的未登记人口，太学博士与户部官员内部估算，帝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可能高达五千五百万，甚至六千万！
即使在阿布前世，那个被确认的数字，也是中唐以前，中华人口史上公认的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
短短十余年，天下板荡，烽火连天，疫病横行，饿殍遍野。
奏表以冷静的笔触，分析着人口锐减的原因。
直接死于战乱、饥荒、瘟疫者、失踪者，经过多方数据比对与推算，估算约为两千六百八十万人。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仿佛能看到无数城镇村庄化为废墟，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然而，奏表也随即指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
在反王联盟已被基本平息，大规模战事结束的情况下，帝国各区域的人口统计数字，相比大业顶峰，下降幅度仍高达五至六成！
除了那两千六百八十万直接死亡人口，其余的巨大缺口，去了哪里呢？
一千两百万口！
答案，在于持续不断地“流徙+脱籍”。
而这两个词，在奏表的语境下，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同一个归宿——“实边”。
奏表明确指出，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地、有计划地战俘、罪犯及其家属，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进行着转移和输送。
向东北，是粟末地本土、营州、辽东等地的广袤黑土地。
向北，是河套平原、阴山以南的丰美牧场。
向西北，是亟待开发的河西走廊，重建丝绸之路的据点。
向南，是岭南、交趾的湿热山林，以及更遥远的南海岛屿。
但是，粟末地偷偷转移过去的人口，并不在此列，这是杨子灿和粟末地政权的高度机密。
这些更加恐怖的数量人口，早就越过重洋和险阻，去了夷州、崖州……等的拓殖基地，以及那片被命名为“殷地安”的辽阔新大陆……
失踪者，“流徙+脱籍”者，实边者……他们真实的数字，杨子灿比谁都清楚。
三千二百万人口！
可仅仅是一千两百万口的数字，也足以令任何传统的史官、太学博士、户部官员瞠目结舌。
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战后的大隋，真正是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在没有彻底解决耕作技术的时代，就意味着良田荒芜，村镇空置。
它，也从任何人都意识不到的层面，揭示了穿越者阿布那超越时代局限的野心与布局。
他，不仅仅是在平定一场内乱，更是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主动的人口与资源的全球性再配置。
这，也是在为汉文明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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