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痛苦成为一种涅盘，有人重生，有人难逃一劫。在爱面前，难逃一劫的，便成了殉··
且越来越厉害，难以控制。我带母亲去找祖传专科针灸拔罐治疗疱疹的诊所扎了两次，第一次有效，第二次再扎无效。
没办法，我们只能又给母亲输液。十天后，母亲的疼痛程度有所减轻，但并未治愈。我们姐弟三人日夜守在母亲身边，不停地为母亲按摩，但无济于事。看着母亲痛哭难忍之状，除了安慰之外，我们只能偷偷流泪。
近一个月来，母亲一直不能吃东西，最多只能喝几小勺奶粉。胃里满是止痛药，身上输满了药液，营养严重缺乏，哪里还能维持生命。10月4日上午，没有嘱咐，没有叮咛，再也难以忍耐难以支撑的母亲没有说一句话，长出几口气离开了我们。
之前8点多钟，姑姑前来探望，母亲心里高兴。她边输液边和姑姑交谈，神智也很清楚，说话有条不紊，问姑父的伤情，问孩子们的情况。我们以为是病情在好转，心情有所放松。可谁知是回光返照啊。
母亲一生勤恳劳作，勤俭节约，为人正直良善，待人仁慈和蔼，脾性柔顺，从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得到全村人的尊敬。
丧事期间，我们姐弟日夜守护在母亲灵前。回想母亲生前茹苦含辛，我们泪如泉涌。我含泪为母亲写下三首悼词，贴于土墙之上，以告慰慈母在天之灵。
未来战士上求下告擤擤
擤擤的 还活着，她今年100岁了，虽然她93岁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
1916年，母亲出生在苏仙区马头岭乡太和村高车罗家一个殷实家庭。外祖母一共生育了6个子女，不幸夭折了5个，只有母亲健康地成长，成为家里的独生女。由于外祖父早逝，母亲靠外祖母抚养长大。母亲16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衡阳女子中学，毕业后回到郴州几经辗转，受聘来到三师附小（现市九完小）担任小学老师。
1949年郴州解放后，母亲和其他在校老师一道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人民教师。由于她教书很负责，教学水平也不错，对同学们非常热情，受到同学们的爱戴。
在那风雨交加的岁月里，母亲不幸的遭遇是常人难以想像的。1957年，一场反右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母亲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右派。那年我才4岁，在学校教室后的幼儿园上学。一天中午放学时，我刚走出教室，一群大的同学高喊着“打小右派呀……”对着我冲了过来，拳头像雨点般向我打来。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高声哭喊，幼儿园的老师也不见踪影。好一会我才从地上爬起来，身上满是灰，一把鼻涕一把泪，一边走，一边哭着叫“妈妈呀……”回到家里，母亲见我被打成这样，心如刀绞。她抱着我哭得泪如雨下。我见母亲哭得这么伤心，反而不哭了，用手替母亲擦干泪水，安慰她说：“妈妈不哭了，他们要是又来打小右派，我就躲在教室里不出来喔。”母亲见我这么懂事，这么天真，把我抱得更紧，哭得更伤心了。这件事成为母亲一生中最痛的记忆，任何时候只要一提这事，伤心的泪水就忍不住涌了出来。
1962年夏，母亲去槐树下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农场劳动。暑假，我也来农场陪伴母亲。我每天去河里游泳，捉鱼摸虾，玩得不亦乐乎。一天午饭后，母亲检查我的暑假作业，见我的作业相当马虎，很不高兴，“你成天在河里玩，老师布置的作业全不当一回事，必须全部重做。”她越说越生气，把我做的作业撕得粉碎。我老大不高兴，心想，反正我不会再做作业了，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想起母亲把我“辛辛苦苦”做的作业全毁了，窝着一肚子的火，呆在外面到晚上还不归家。这时母亲也着了急。这外面一片漆黑，荒山野岭的一个小孩呆在外面怎么得了？前几天西瓜地里还来了野猪呢。母亲只得好好地哄着我，好话说了一“箩筐”，总算把我“骗”进了屋。待我上了床，母亲把门一关，就变了脸。我从未见母亲这么严肃，心里不免有些害怕。她拿着一把竹棍杈，把我按在床上，扎实地把我“教训”了一顿。在竹棍下，我也乖乖认了错。第二天在家认真地把暑假作业又做了一遍，母亲检查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母亲从农场劳动回校不久奉调许家洞学区工作，并于1965年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文革期间又说她是“摘帽右派”，并将她清除教师队伍，下放到原籍。可当地的生产队负责人认为她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予接受。她成了无工作、无户口、无粮食的三无“黑人，不但生活无着落，连基本的口粮都没有了。我只好把母亲接到我插队的小山村，靠我的那一点口粮度日。特别困难的时候，母亲只得往亲戚家”逃荒“。她四处借粮，几年下来已是粮债高筑。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日子，等到落实政策，被清洗出教师队伍的老师又回到了学校，母亲的粮食、户口得到解决，并办理了退休；错划右派也彻底平反，她的人事关系又回到了九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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