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徐家河边的柳树上已经不知不觉地有一层鹅卵黄的颜色了，田里的麦苗本来似乎是平躺在地上冬眠的，现在一下子睡醒站立起来了，而且一场春雨长一寸地开始往上冒了，油菜花开始抽苔了，顶端已经有了要咧开嘴笑的意思了。
新庄大队的经济似乎也有点春暖花开了，大队集体经济的富裕让村里也有了更多的让其它大队羡慕的公益事业了。就在这个春天，新庄大队有了幼儿园，孙荣然成了第一批入园的孩子。这也使孙荣然开始了他人生求学路。
孙荣然是在懵懂中由父亲背着他和家里的一张凳子一起被关进幼儿园的，他不知道为啥要把他和他亲爱的祖母分开，关在那里了，直到傍晚才由父亲来接回家。不过很快，他的玩伴开始遍及全村了，对上幼儿园的愤懑逐渐被和小伙伴们的追逐耍闹的乐趣取代了。还时不时能由几颗糖作为点心吃，这可是奢侈品的，平时家里都吃不到的。孙荣然可舍不得吃，他会藏着带回家给祖母吃，每次带回去，听到祖母的夸赞比那糖还要甜的。
这个幼儿园的生活似乎很短暂，孙荣然还没玩够很快就被送入新庄小学读一年级了。老师们似乎要比幼儿园的老师凶多了，作为点心的糖是不再有吃的了。只有跟着老师那根粗糙的竹子做的教鞭指着的破黑板上a、o、e一遍一遍地读。集体朗读的时候还好，能够滥竽充数般地一张一闭嘴巴假装会读了，可那精怪的老师偏偏让大家一个一个单独地轮着读下去，这个时候是最恐惧和狼狈的。前面有的被老师逼得涨红了脸，嘴巴张得很大，但就是没有声音，老师一遍又一遍地示范着，拍着黑板，手不停地做着手势，声音似乎只要按这手势就能发出来的，老师的教鞭开始在桌子上上蹿下跳了，可那位就是只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的。老师无可奈何地让他站着，试图换一个人，可结果后面那个也被吓傻了，a读成了o,o读成了a,e读成了o。
老师开始在泄气般地摇头了。而之前读出坐在位置上的还有几位同学得意洋洋地看着他们，炫耀地跟着老师的教鞭在位置上先读出来了，老师只能让这几位站起来带着他们读。
孙荣然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了，他心里已经模拟着跟读了不知多少遍了。总算轮到他了，他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跟着老师教鞭指的地方响亮地读完了。老师很满意地点头让他坐下。于是孙荣然也是很得意洋洋地扫了下全班同学，眼里充满着那种踌躇满志的神情。 新庄小学的教室其实是在西江塘外的潮冲池边上原先的上沙庙，上沙庙供奉的是张老相公，据《永兴县志》记载，张夏是宋代人，出生于永兴楼塔，河上一带。其父曾为五代吴越国刑部尚书，因为其父的关系，他被授予郎官的职务，后来调任泗州(今安徽泗县）知州。当时泗州大水，张夏募民修建堤塘，疏导河渠，减轻灾害。景佑年间（1034--1038），张夏以工部郎中任两折转运使。当时浙江海塘年久失修，他派人加固堤塘，分段守护；杭州江塘原用木材、泥土夯筑，常被江潮冲垮，张夏首次发起将其改建为石塘。张夏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宁江侯，显应侯，护堤侯，静安公。老百姓则尊称其为“张老相公”（传说中的水神），永兴曾在多处立祠纪念他的治水功绩，俗称“相公庙”。
上沙庙在解放后被改成了新庄小学，学校只有五个教室，操场是泥地，周围张家的几户社员经常到这来晒枯树叶。因为社员生活用燃料都是麦秆，稻草，络麻杆，棉花杆等这些农作物秸秆，而这些都生产队的集体财产，由生产队根据每户人口和工分总值综合计算统筹分配的，分配的柴草每年一般只够烧八九个月的时间，而剩下的几个月每家每户没柴火烧了，于是浦沿公社这一带的社员总会在秋末冬初树叶凋零的季节，拉上人力车，带上麻袋和竹扒子，翻过大桥去九溪，玉皇山，虎跑等这一带扒柴烧，所谓扒柴就是用竹扒子把树上掉落下来的树叶，枯枝，松球，松针什么的扒回家。
每年这个时候，孙荣然也会在放学后走过大桥，走过四眼井，到赤山埠这去接扒柴回来的母亲，父亲是先骑着凤凰到那帮母亲把柴火装上车了，连带着自行车也装上了母亲一早就拉出去的人力车上了，因为大桥只有在早上六点前和晚上六点后才对人力车开放的，所以扒柴的一般是早上六点前就把人力车拉到那了，等一天下来柴火扒满了，等到晚上六点过了，便慢悠悠地拉过大桥了。这一段路要经过两个艰难的上坡路，一个就是赤山埠，一个就是上大桥的那一段，都很陡，所以家里接车的经常要走过桥到赤山埠那候着，等车过来了，就帮着一起推上桥，没人接的，只能和同去扒柴的相伴着一个拉一个推的翻山越岭过来的。
柴火拉回家后，往往要经过翻晒，晒干后才能烧的。这个时候小孩子们便会像小猫小狗一样在厚厚的枯树叶上玩耍，翻跟头，打架，在这个上面人摔倒了也不会摔坏，所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最有趣的日子。 而孙荣然往往在这些枯叶里面发现一些人家乘公交车后扔掉的汽车票，在上学之前，他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就问了父亲：“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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