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音乐比隋唐时期要发达的多，但会作曲的也不算多。要不然终两宋三百多年，也不会只有寥寥几百个词牌，即使后来再加上元明清的新创，总共也不过一千来个，但最常用的也就一百多个词牌，如忆秦娥、青玉案、满江红、沁园春、水调歌头、贺新郞之类。北宋时期的柳永柳三变，凭什么能让那些风尘女子奉为上宾？就是因为他既会写词，更会谱曲！那些曲牌词牌留传到后世，变化更多，有些便成为戏剧中的戏曲曲牌。后世中我国各种戏曲数以百计，但其唱腔都有固定的曲牌，戏不同唱词不同，但其中的唱腔则可能是用的同一首曲牌。京剧、豫剧等戏曲都有许多曲牌，更早些昆曲之类其唱腔中所用的曲牌更不用说，元明清杂剧中如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等伟大戏剧家所做的各种戏剧，原着中都有各种曲牌，有的曲牌名与词牌名都是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原着。
如今正逢乱世，人口调零，会作曲的文士少，谱出来并能流传出来的新曲更少，太常寺哪怕出了新曲，那也是朝廷大典、宫廷饮宴等处所用，论不到外面行院杂耍班子这些伶人，就是能得到那些曲谱，也不合他们出来演出挣钱用。就如后世的大型交响乐，哪如流行音乐受众多？谁家要是请个乐班办事，还专门点出必须要用交响乐的？
至于以前传下来的曲谱就那么几首，而且大家都会，再好听那也成了大路货，更多无非是旧曲填新词，连旧瓶装新酒都算不上，再美的歌词用了旧曲，时间一长，谁还会觉得好听？哪有新谱的曲子受人欢迎？新曲再不好，哪怕听个新鲜，那也比总听旧曲强。这与后世人读宋词感受绝不一样，后人读宋词只是“读”而已，而当时的人们是要配着其所用的词牌唱起来让人听的。诗人写诗词时，为什么写诗多用“写”，而写词则多用“填词”而不是用“写词”？那就是因为一首词不但平仄固定，格律固定，更是因其都是有固定的曲谱，按曲填词，依其曲调演奏演唱。千年后香港等地的音乐人还保留着这习惯，一首歌谱作者署名时，就是某某作曲，某某填词。
前文中出现的新晋宰相和凝和成绩，其实就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不但在财计方面能担当起朝廷重任，还是法学法医学的开创者，诗文词赋更不在话下，亦能谱曲填词！除了后世集其诗词编成的《红叶集》外，据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披露，署名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奁集》其实是他托名韩偓所作，因其都当了宰相，哪好意思把以前年轻风流时的艳作再给披露出来，但又想留名于世，便在跟人说那是他所写。但千年之后，这便成了一笔糊涂账。
只因新曲难得，所以这些人一听薛平平要传他们曲谱，虽然还因他年幼而半信半疑，但这马上就要听到了啊，又怎能不让他们心荡神移！当即都上前一步，争先恐后地将自己手中的乐器双手捧上，神情举止恭恭敬敬，无关薛平平的年龄身份，只为他能为他们演奏新曲。
薛平平眼睛扫视着这些恭恭敬敬递上乐器的乐师，轻轻说道：“我演奏一曲，你们听了便能复奏？这话说的有点大啊！”
那些乐工听了薛平平这话，都有点尴尬，只是没什么话好辩解的，只能陪着笑脸。
那几个衙内子弟也大感惊讶，景裕悄悄捅一下郭荣：“喂，你这小老弟真的会写曲子？”郭荣挠挠后脑勺，也有些疑惑不定：“这……我哪知道啊……”见几个同伴都看着他，目光中都带着怀疑，便解释道，“他小时候就和家祖母一块和我们失散了，年前才寻回来，这些年他们过的如何，又从何学得什么本领……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
刘景忠沉思一下，颇有感慨地说道：“平哥儿这年纪，搁外面那些穷人家，只怕还穿开裆裤呢……呵呵，就是入学也只是才开蒙，能写几个字便了不得，还能写曲子……要真的能写还能弹奏，只怕说是神仙教出来的神童也当有人相信啊！”
薛平平一眼扫过，看着这些乐器，有些熟悉中又夹杂着陌生的复杂感觉。他在他原来的那个世界，本是子弟兵的一位政工出身的中层，吹拉弹唱虽非必需，但若能精通，自也能为他加分不少。他父母不通音乐，倒是相伴数载的妻子虽是位医生，但从小便是个音乐迷，幼儿园时就开始上音乐辅导班，学的是民族乐器，并为此下过苦功，直到成年都未放弃过，而且经过专业的等级考试，当真是造诣不凡；平时穿汉服奏民乐于山脚竹林、小溪船上，拍下的各种演奏视频传到各大平台上，倒也有了不少铁粉。有时也与他较技，只是这真正的专业人士，和他一比较起来，他就要露怯；妻子甚至笑话他，弹起琴来，有鬼子进村的味道；他并不服气，花了一段工夫苦练，再与妻子对阵较技打擂台，终于获得了妻子的肯定，说他终于摆脱了鬼子的身份，达到了国人的地步；他一听此话，正沾沾自喜时，妻子一句补刀“只比弹棉花的稍强”，让他无语凝咽到自闭。当然他的水平也不至于差到如此惨不忍睹的地步，妻子不过与他玩笑罢了。此时看到这些乐器，不由得想起另一个世界的亲人，顿时泪眼模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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