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他们从小就受的这个教育，早成了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
稽核司打市易司成立第一天，就特别给市易司列了一个账本，如今京中的大笔资金往来，根本不可能绕得过皇宋银行。
那个叫吕嘉问的年轻人，和那个首先提出市易法的魏继宗，为了高效管理，也不得不在皇宋银行开立对公账户。
而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情，在银行账务上都有蛛丝马迹可循。
更多的证据，则是来自计司，来自王安石自己的堡垒内部。
薛向，是如今的三司使，不过带着个“权”字，没办法，老头出身太低。
可市易司有了成绩之后权势熏天，如今吕嘉问以新锐的姿态，凌驾于薛向之上，每每让老干部下不来台。
老薛的理想是国家资本主义，跟吕嘉问这种只懂收刮的经济棒槌，根本『尿』不到一壶里边。
加上明润在计司中下层的老根脉，四通商号在汴京商圈里边十年的经营，拿到市易司的那些东西，简直易如反掌。
不过明润说得好，闷声做生意，合理止损就行，商人干商人该干的事情，不许干涉朝政。
半年时间将一百多万贯变成七百多万贯，在程文应眼里，这不是大功，而是大罪！
不过熙宁五年的财政，从账面上看，新党的成绩的确能亮瞎人眼。
程文应如今对国家经济已经有了通盘的了解，四通商号的根基，已经延展到大宋的方方面面。
熙宁五年，国家财政盈余两千多万贯，是英宗一朝五年总和的两倍。
青唐，荆湖，拓地两千多里，招纳户口几十万户。
方田均税法，加上几处开发，得隐田新田二十多万顷。
朝廷裁西军正蕃义勇二十万，而战力不降反升。
程文应有时都在嘀咕，是不是大家再勒紧裤腰带再熬几年，把皇上的封桩库熬满了，然后让明润带着大头兵们出击，把西夏这宵小给掐死，大宋这口气不是就缓过来了？
老一辈儿多吃点苦，给下一辈儿打下好基业，华夏自三代之始，一代代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明润说这种想法很危险，大宋正确的做法，是把应有的生产能力解放出来，让绝大多数人都能成为大宋的纳税人，而不是吞噬税收的巨大包袱，然后国库才会有钱，军力才会锐劲，才有保护自己和别人干仗的能力。
前一种想法，是在拿国运豪赌，后一种办法，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治，国，之，道……世事如棋，当年在眉山甩着鼻涕教工坊匠作做尺子的小顽童，如今都在理论治国之道喽……
门外响起一个声音：“程公新年好，我来补登存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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