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亚瑟非常想要向加苏林推荐《英国佬》副刊《经济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学术作品。
但是碍于巴黎的出版审查制度要远比伦敦更严格，加苏林身为出版界的老油条还是相当精明的从中挑选出了不会惹麻烦的那些出版物。
波兰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着作《先人祭》虽然涉及政治宣传，但是鉴于目前巴黎的政治气氛和法兰西社会对于波兰人的同情，出版《先人祭》绝对会收获波拿巴派以及波兰难民们的欢呼喝彩，奥尔良派也十分乐见这样的社会情绪。
至于保王党人，虽然他们向来是与俄国人穿一条裤子的，但是倒也不会在这种小议题上较劲。更遑论，目前这帮人在巴黎的政治光谱中是受到严厉压制的，他们断然不可能因为俄国人去同社会舆论唱反调。
至于约翰·密尔的相关经济学着作，自由市场的概念也非常符合当下以大金融资产阶级为底色的奥尔良派的执政理念，所以出版他的书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碍于经济学论文的学术性，或许他的销量会很成问题，但密尔的着作赔了对加苏林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亚瑟给出的方案当中，还有好几个让他怦然心动的选项。
亚瑟·西格玛、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本杰明·迪斯雷利以及查尔斯·狄更斯的四合一大礼包。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这个名字在一年多以前的不列颠文坛还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但是在当下的1833年，他已经一跃成为了目前英国文坛最炙手可热的年轻诗人。
田园诗与悼亡诗都是他的拿手好戏，那种优美哀伤的语言，简直不像是《英国佬》能够出产的作者。
他的新作《悼念》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英国佬》在崇尚浪漫主义风格读者中的风评，许多曾经奉《布莱克伍德》为英国文坛最高艺术品的读者也在丁尼生崭露头角后开始将《英国佬》的诗歌栏目视为英国文学殿堂归属地的第二选择。
至于本杰明·迪斯雷利，这位目前正在意大利地区旅游的、兼具政治家与作家的青年才俊在《青年公爵》的积淀后，凭借旅行期间创作的《波帕尼拉大尉游记》一举奠定了自己在英国本土青年作家中的领先地位。
而其在托利党机关报《季刊评论》上与辉格党机关报《爱丁堡评论》频频打擂台的行为，更是替这位犹太小伙儿赢得了托利党文胆的赞誉，托利党当中的不少年轻人更是在迪斯雷利出众的演讲才华与过硬笔杆子的影响下成为了他的忠实拥趸，浑然不顾家中父辈的教训‘本杰明·迪斯雷利这小子看着不像个好人’。
如果此时在巴黎出版他的作品，相信许多巴黎政界的大人物绝对会有兴趣买上一本，毕竟这可是一位拥有光明前途、在托利党内部拥有青年小团体、未来极有可能掌管一个部门的年轻政治家。
而查尔斯·狄更斯，这位的声名更是不用多表，看看伦敦各大剧院排演的剧目吧，《怪绅士与俏村姑》、《她是他的妻子吗》、《匹克威克外传》等等。这家伙在伦敦简直红的发紫！
谁是巴黎新派文学的领军人物，有人可能会说是雨果，有人会说是仲马，还有的则认为是维尼。
但是在伦敦，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争议，这个人只能是查尔斯·狄更斯。
虽然在英国文学界，很多人都在批评狄更斯的作品不够深刻，对庸俗的社会过于妥协，娱乐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除了卖钱以外毫无追求。但是这话落在出版商耳朵里，那可就是彼之砒霜我之蜜糖了。
听到了没有？
狄更斯的作品很能卖钱。
巴黎出版界一早就哄抢过狄更斯的法语版权，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英国佬》似乎并不像是《布莱克伍德》那样说的见钱眼开。虽然出版商们给了非常高的价格，但是不论是他们的编辑部还是狄更斯本人都不松口。
至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心思去谈论什么出版问题，因为他们的重要股东之一正躺在特拉法加广场旁的圣马丁教堂效拉撒路故事呢。
而最后的亚瑟·西格玛，这也是一位相当神秘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一样重要的英国作家，司各特开创了历史传奇这一题材，开了一派写作先河。
而亚瑟·西格玛则是侦探这一体裁的开山鼻祖，虽然这个领域远不像历史那么成熟，但这也代表了这一领域或许埋藏着相当大的销售潜力。而且从英国市场的销售反馈来看，该领域的读者群基础相当坚实，在部分读者的心目中，查尔斯·狄更斯与本杰明·迪斯雷利完全不能与亚瑟·西格玛相提并论，他才是真正的《英国佬》第一。
如果这样的效果可以在法兰西复刻，那加苏林简直就是白捡了一个司各特。他完全想不出拒绝亚瑟·西格玛作品的理由，出版他的作品固然要承担一定风险，但是成功后的回报却相当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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