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批评指点四周风景，首先要爬上屋顶。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哥廷根大学的会客室中，从伦敦远道而来的皇家学会研究者们围在一张圆桌边比邻而坐。
他们每个人都手捧一份由亚瑟翻译的英文版《电流的计算》，会客室中时不时就会响起几声沙沙的翻动书页的声音。
或许对于那些初学者来说，《电流的计算》足够他们细细看上一天，但是对于这些电磁学研究者而言，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他们就能领会欧姆在书中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
很快，就有学者放下了书，但是却没有人率先发言，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乎都打算先听听别人的看法。
但这么一直僵持下去显然不是个事儿，在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终于有人率先开口：“我对电磁学钻研的不算特别深入，但是仅就数学表达式而言，虽然欧姆先生的证明过程写的比较凌乱，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云里雾里，但方向和结果都是对的。”
众人都抬头看向了声音的源头，说话的是代表了剑桥大学数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卢卡斯数学教席查尔斯·巴贝奇先生。
虽然名义上哥廷根大学召开的是全欧电磁学大会，但是在早期研究当中各学科常有交叉，研究者们通常也都横跨多个领域。或者换句话说，这年头只专精于某个单一领域的研究者反倒是珍奇物种。因此，这次会议里还有不少并不以电磁学研究见长的学者也纷纷应邀参会。
比如本次哥廷根电磁学大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高斯先生，虽然他在欧洲的名声一多半都是靠着数学赢得的，但实际上他本人对数学兴趣不大，他钻研数学纯粹只是为了替他感兴趣的天文学、电磁学和地理测绘学提供研究工具。
在巴贝奇之后，与他关系亲密的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彼得·巴洛也开口附和道：“我也认为数学计算上没有问题，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书中给出的实验数据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过要验证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今天就可以在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复现。”
而坐在巴洛身边的东印度公司军事学院教授威廉·斯特金更是忍不住开口道：“之前哥廷根的韦伯说德意志学界就因为这本书便对欧姆大加抨击？如果仅仅只是学术观点不同，犯得着用上‘骗子’‘鞋匠儿子’这样的词汇吗？再说了，鞋匠的儿子有什么值得耻辱的吗？我也是鞋匠的儿子！”
斯特金的这番话刚说完，立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点头认同。
如果今天在会客室里的客人不是来自皇家学会的，那斯特金的这番话估计还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因为相较于欧洲其他三大学术机构，19世纪皇家学会电磁学部的成员构成明显与法国科学院、柏林科学院以及罗马科学院大不相同。
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皇家学会的电磁学部几乎全部由实验物理学家构成，而所谓的实验物理学家，顾名思义，他们更强调动手。因此，在场的研究者多半曾经当过技工或者工程师。而从事这样的职业，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家庭出身不会太好。
因为英国富裕阶层的孩子，长大以后大多会去做律师、法官、军官抑或是牧师。就算他们从事研究工作，侧重的也是理论方向。
刚刚发言的几位研究者就很好的说明了皇家学会当中的这一趋势。
主要从事数学研究的巴贝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大学念的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与查尔斯·达尔文是同校同学院的前后辈关系。
而威廉·斯特金，这位正如他说的那样，是鞋匠的儿子，从小就在父亲的鞋铺帮忙，成年后便加入了军队服役，并在那里自学了数学和物理学，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电磁铁。
至于彼得·巴洛，这位更是一位传奇式的励志人物，同样是贫困家庭出身，后来进入皇家海军服役，并在船上自学成才，退伍后获聘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数学助理教授，光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发明就包括了《巴洛数学表》、巴洛轮和巴洛透镜。
1823年时，巴洛还凭借纠正船用罗盘因船体铁材造成的误差而荣获英国最高科学荣誉——科普利奖章。
而在这群人当中，名气最大的迈克尔·法拉第，那更是不用多说，法拉第向来以铁匠儿子的平民身份为荣，甚至为此拒绝了国王威廉四世的爵位册封。
因此，当听完了韦伯介绍的前因后果，阅读了欧姆的《电流的计算》后，皇家学会的实验物理学家们理所当然的就会觉得：这是德意志科学界在联起手来霸凌欧姆。
不过这倒不能怪罪他们联想太多，而是类似的情况在欧洲科学界屡见不鲜。虽然相较于政治，自然哲学界的争斗还到不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里面的龌龊事却依然不少。
别的不提，法拉第早年的时候不就被人诬陷过学术造假、剽窃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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