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棵树上长不出两种果实。我讨厌亚瑟·黑斯廷斯，正如我讨厌亨利·布鲁厄姆。
——帕麦斯顿子爵
自从下定决心从俄国离开后，亚瑟心中的天平就开始逐渐从辉格党转向托利党。
之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畏罪潜逃”的心理之外，更是由于他起了烧冷灶的心思。
虽然塔列朗这个老瘸子名声很臭，但不得不说，他确实教会了亚瑟不少东西。
当初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之后，塔列朗被任命为法国代表参加维也纳和会。
当时许多人避谈拿破仑，深怕言多必失。但塔列朗却悄悄与一些仍对拿破仑心存幻想的波拿巴派人士保持书信联系。
后来拿破仑“百日王朝”归来，许多先前背弃了拿破仑的人争相向复辟的皇帝表忠，但塔列朗这时却又稳坐巴黎静观其变，丝毫没有主动贴上去的意思。
事实证明，这个老瘸子的两次选择都堪称明智的典范。
正如他所言：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人。
如果把这个道理套在亚瑟身上，那就是：不要太快放弃任何一个政治派别，也不要太快信任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政权更替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对于他本人来说，赋闲的时光也不是完全没事做，甚至这段时光要比他在位的时候还要重要。
因为只有那些在失势时仍有朋友的人，才能在重新掌权时获得支持者。
至于如何对待莱德利这样惹人恼怒的小伙子？
呵，在亚瑟看来，不忠的朋友或许可恨，但在对的时间，他们仍然有用。
不过在眼下这个时节，要烧的灶可不仅仅是托利党，要维系的关系也不限于莱德利这样不忠诚的朋友。
马车车厢内，亚瑟展开今早新鲜出炉的泰晤士报，上面赫然写着一行醒目的标题《格雷伯爵提交辞呈，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
亚瑟这样的行内人自然不会对这个轰动不列颠的人事变动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得到了风声。
但在这份文章中依然存在令亚瑟感到微妙的地方。
首先，由于墨尔本子爵接任首相，空出来的内务大臣职务由原军务大臣卡莱尔伯爵接任。
内阁三大宝座的另外两座中，财政大臣阿尔索普子爵和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都得以留任。
战争及殖民地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请辞，印度管理委员会主席格兰特勋爵升任殖民事务部大臣。
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卸任，转由贸易委员会主席、铸币局局长奥克兰勋爵接任。
当然，亚瑟最关心的自然还是大法官的人选变动。
万幸的是，这个职位并没有变动。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大法官依然由尊敬的伦敦大学校董会主席布鲁厄姆勋爵担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亚瑟今天早上的胃口都好了不少，仅仅一顿早餐便吃了一盘培根和两个煎蛋，甚至连没加糖和牛奶的红茶都不小心多喝了一壶。
高兴之余，亚瑟也从这份人事变动中读懂了前首相格雷伯爵和辉格党接下来的政策风向。
在新一届内阁中出局的有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与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而如果仔细注意《伦敦公报》上的非内阁人事变动，还可以发现邮政总局局长里士满公爵、掌玺大臣里彭伯爵也一同卸任了。
而这群被《泰晤士报》称为“德比帮”的辉格党大佬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威胁到了爱尔兰国教会的既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原则不符，是爱尔兰教会改革的强烈反对者。
德比帮的集体去职也说明了当下辉格党的态度，即便前首相格雷伯爵辞职，但他们依然不会动摇推动《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决心。
只不过亚瑟总觉得辉格党团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诚然德比帮反对在爱尔兰推动教会改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近年的多项改革中都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而其中最令亚瑟欣赏的便是前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辉格党激进派中不可或缺的悍将。
早在几年前威灵顿公爵掌权时，处于弱势的格雷厄姆便毫不避讳的在竞选演说中高调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一位蓝党人，我过去是蓝党人，我现在是蓝党人，我也希望我将来永远是蓝党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愿上帝保佑，蓝党永远不必为我感到羞耻。托利党是‘宫廷党’，他们的目标是扩张王权。而辉格党，也就是‘乡绅党’，则为维护人民权利、扞卫民意、促进人民幸福而奋斗。
而让格雷厄姆名声大噪的，还是他在下院提出削减公职人员薪资的动议，以及批评枢密院大臣们高额薪金的主张。
而在格雷伯爵上台执政后，格雷厄姆不仅参与起草了《议会改革法案》，并且还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在皇家海军内部推动了多项艰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举（不以党派身份选拔任用海军部官员），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废除多项军队肉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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