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姓士子答道：“大约是北朝皆是异族入主中原，学术研究受到压制，既不能托古改制，也不能承认异族天命，所以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而南朝则是北伐无望，即便有白袍入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诸如梁武帝萧衍等皇帝沉溺于佛教之中，长期歌舞升平，失去了奋争之心，自然就只能谈天命心性了。”….
姜星火点点头，有些偏颇，但大差不大。
实际上，北朝的儒者也没那么有骨气，甚至到了南北朝中期，北朝就已经自认中原正统了，高门大阀们瞧不上那些南渡的，认为南方才是蛮夷之地，而南朝也是这么想的.
“南北朝结束，到了隋唐时期，孔颖达与颜师古等人编写《五经》义训，总结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玄学和北朝章句训诂学各自的特点，由此对前代纷杂经说进行统一整理，编撰出一套统一的经书注释为标准，使士子学有所宗，科举取士有所依据。”
义训，就是依据传注而加以疏通解释之意。
这个版本的《五经义训》或者说《五经正义》，其中《毛诗》与《礼记》主要采用郑玄注释版本、《周易》主要采用王弼注释版本，《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则用左传，在借鉴前儒的基础上，孔颖达删修笔削数易其稿，史书记载“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最终稿的质量相当之高，因为有所取舍侧重，所以基本上没有官修书籍普遍杂而不纯什么都往里塞的毛病。
实际上，孔颖达不仅开创了“义疏派”，成为唐代官方经学的标准，并成为科举考试教材，而且其人画像在贞观十八年就进了凌烟阁，贞观二十二年孔颖达逝世的时候直接是陪葬昭陵的待遇。
可惜，如此一代儒宗，在程朱理学的刻意掩盖下，基本没什么人知道了。
至于为什么掩盖，主要原因就是朱熹在注释四书方面下的工夫很多，但五经则不然。
朱熹一本《四书章句集注》，确实可以自傲地说注透四书了，这个没得黑，姜星火也得承认。
但五经方面，书类，朱熹没注过，诗类的《诗集传》，易类的《周易本义》，礼类的《仪礼经传通解》，都只能说水平有限，春秋类的话，朱熹没正经注过，《资治通鉴纲目》算是他史学观点的体现，但经学是最讲究诂训的，朱熹这种喜欢断章取义另创新解的选手，在经学这种发展了近千年的完整体系面前，根本就没有断章取义的余地。
为什么？
因为能解释考据的地方，早就被古文、今文学派和后来的南、北学，乃至唐代“义疏派”解释考据完了。
所以，朱熹所以五经方面并未超过唐代《五经正义》的体系，也就不愿意多谈了，自然就会选择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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