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三代”毫无疑问是指中国最早三个统一政权——夏、商、周。
而“三代之治”的说法则是西汉时期的儒者提出的，他们认为夏、商、周是华夏治理得最好的三个典范朝代，“三代”之时的帝王的道德人品和治国态度（不包括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个末帝和其他个别昏庸君王）乃是后世帝王的楷模，尤其夏禹、商汤、周文王被尊为“三王”。
而儒家学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如今的明儒更是到了言必称三代的地步，将之当做一种政治理想国来作为当世的参照标准，以及无坚不摧的学术正确。
曹端怔了怔，却也没急着回答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而是沉思几息后方才说道：
“三代之时，固然无三纲五常，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已存，礼之根本便源于此，天礼未分于天理。”
“朱子有言：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曹端继承的观点，依旧是朱熹的那套，也就是“礼是圣人、先王制定的，要以圣人、先王为师”，只有以这个目的进行学习，才能够学到五经（《乐》失传了）的真谛。
而朱熹这里说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作为万民君师，有着超凡的天赋，是“众人中能尽其性者”，所以理所应当地就要制定从天理中体悟来的“礼”，用来教化百姓，这是君师的使命。
“孔子是君师否？”
曹端原以为姚广孝破釜沉舟地选择了再次提问，虽然这个问题有点白给。
“君师”的定义是：拥有统治权的圣贤。
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哲人王”，反正上古时期的智者都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君师”这个概念是笃定的，不容更改的，而姚广孝如果这么选择，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接下来就将无法提问，显然会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
而姚广孝下一瞬，就自问自答了起来。
“孔子处周衰之际，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非君师也。”
曹端忽然觉得自己明白了姚广孝的用意，孔子的行为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被描述为“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也就是圣贤没有得到相应的庙堂地位，所以选择学习先王并且传下去这门学问以诏后世，然而正是孔子作为分野人物，划分了三代与三代之后最主要的政治区别，也就在圣贤是否在位。
莫非姚广孝打算从孔子与三代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办法不是不可行，但在曹端看来，成功的概率无疑是很低的。
毕竟《朱子语类》说的清楚。
弟子问朱熹：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何处见得天命处？
朱熹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个任地底人，定是为亿兆之君师，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许多气魄才德，决不但已，必统御亿兆之众，人亦自是归他，如三代以前圣人自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虽不为帝王，也闲他不得，也做出许多事来，以教天下后世，是亦天命也。”
弟子又问：孔子如何不得命？
朱熹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气数之差至此极，故不能反。而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
所以孔子到底能不能跟三代君师相比这个事情，朱熹早就打了补丁，虽然补的不是很牢固，但想戳个窟窿也不容易。
按理来说，这是曹端能猜度到姚广孝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了。
可姚广孝的选择，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话锋一转，来到了一个几乎没什么人涉猎过的领域，一个极少有人质疑过的“事实”。
“孔子非师君而理六经，六经皆史乎？”
这句话让曹端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袭向自己。
而原本以为曹端守住阵脚就能稳扎稳打赢下来的高逊志，也是同时面色凝重了起来。
为什么姚广孝短短的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这么大的压力？
原因就在于孔子整理了包括《礼》在内的先秦着作六经，孔子是整理者，也是传承者，礼作为儒家的根本，并不是孔子所创造的，而是三代君师创造的，这既构成了儒家源远流长的学术源头，也造成了一个弊端，那就是正如朱熹解四书，解得是别人的东西一样，孔子修六经，同时也用了别人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非完美无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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