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完全是反戏剧、反故事，追求一种形式感和视觉化。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够偏够怪才有市场，就是大陆的所谓文化精英的市场，人家会高看你一眼。比如《红高粱》拿金熊的时候，张艺某简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肩负国家兴衰的那种感觉。”
台上，张先民侃侃而谈，接着道：“而且西方社会爱看这些东西，我们有十多年的文化断层，就没在国际上露过面，他们觉得中国特神秘。第五代的片子不是反映当时的中国，可由于这种窥探癖，反倒成就了那些荣誉。然后到了九十年代末，第六代冒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发生转变，他们想看一些相对真实的东西。所以第六代早期那些表现边缘群体，城乡变迁带来的种种困惑，在海外有大量的市场……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内艺术电影的变化与海外市场的变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在他左右，还坐着几位嘉宾，分别是葛文、市川尚三、杜特龙、阿尔伯特和程颖。台下，仍然是曹宝平、焦雄屏等人，还多了几家影视公司的高管。
昨天是交流一些新人导演的生存状态，今天更高端一点，针对国内电影在海外发行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而张先民说完，葛文消化着翻译机里的内容，点头道：“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94年，王晓帅带着《冬春的日子》来到鹿特丹，那里面的技法和思考让我们全场惊艳。但如果五年后，另一个导演带着类似的作品来鹿特丹，哪怕他拍得更好。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拒之门外。因为你没有创新和进步，电影三年就会更替一批观众和审美口味，作为导演还在走前人的老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看过很多中国独立电影，无论新导演还是比较成熟的导演。他们通常会犯一些相同的毛病。比如，喜欢将纪录片和剧情片结合在一起，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三峡好人》，但它已经是巅峰了，后来者竟然没想着做些改变。甚至当西方观众已经看腻的时候，那些新人导演还在做这种尝试。
另外，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都非常的慢，有八成的人都会采用长镜头。以表现所谓的残酷生活。可能这几句话不太好，但我确实认为那些片子的质量很低，声音差，字幕也基本看不懂。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非常单一，题材很匮乏，它们缺少让观众产生兴趣的能力，更达不到与现实合理的联系。”
老外说话就是直啊，这顿喷下来，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
紧跟着，戛纳的前选片人阿尔伯特道：“葛文先生讲的我深表赞同。不过我想接着张先生的话题。他刚才说电影与市场的共生性，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探索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第二阶段从《冬春的日子》到《三峡好人》。这其中的共存关系，张先生已经讲的很清楚，我想说的是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到后十年。其实不仅是中国电影，全世界的影视产业除了好莱坞的特效片，都在面临着一种回归——讲故事的回归。”
他顿了顿，继续道：“现在的观众需要看一个好故事，这是我们自幼就有的本能。你可以拍那些冷门的题材。运用古怪的技巧，但它们只能在电影节上做几天的宠儿。马上又会打回原形。而我恰恰认为，中国大部分的导演很缺乏讲故事的能力。现在已经是第三个阶段。你还在用第二个甚至第一个阶段的手法去创作，市场当然不接受。”
话音方落，程颖便拽过麦克风，接口道：“我一直跟着公司跑海外，跑发行，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先说国内的感受，当年《香火》出来的时候，评论界一片叫好。但它的对象只在电影界和文化界，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到了《石头》时期，国内正逐步建立市场，走进影院的都是城市主流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上班族这些人。他们对政治形态探讨的较低，对技术的要求很高。我花钱看了电影，你得给我一种满足感，不然我就觉得冤枉。
然后说说海外，刚才几位都提到了《三峡好人》，我也持相同态度。西方对中国独立电影的审美早就到了一个饱和度，急需转型。像去年跑《金碧辉煌》的时候，多数观众的反应是，哎，怎么又是这套！同样的题材，他们甚至愿意去看越南、以色列这些小国家的作品，因为有新鲜感。”
“我补充一点，中国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那些电影人往往拎着片子跑遍三大影展，然后问我们能否做发行，这太难了。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应该在制作初期就介入其中，一部电影应该参加哪些电影节、如何参加都是有策略的。”
杜特龙更是直接打脸，道：“我建议年轻导演向王佳卫学习，多走走世界各地的影院，了解一下电影的世界语言，不要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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