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之后，虽然曹、刘、孙这三家在樽俎间的折冲愈发密集，但实际三家边境的战斗，已经基本停止了。
唯独上庸方面曾经行文通报说，孟达所部翻山越岭，成功抵达了房陵，并且攻下城池；随即又与刘封汇合，控制了上庸、西城等地。这可算是汉中之战的余波。
孟达的文采很好，一份军报写得文采斐然如辞赋，把刘封和孟达两人破敌的经过写得威风赫赫，仿佛打败了曹军主力。比如什么“受命忘身，龙骧麟振；自旦及暮，摧破群贼；元师悬首，强虏震骇”云云；乍一看，还以为是曹丕或者曹洪提十万兵来救，被刘封孟达斩首。
其实，就只是杀了房陵太守蒯祺。
还不是在攻城的时候杀的。雷远向信使问了几句就明白，这是在城池已破，蒯祺带着宗族子弟退入太守府以后，孟达所部一涌而入的结果。
自从汉中曹军退走，上庸等地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徒然挂着曹军的旗帜，其实和曹军已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刘封孟达此行必然没有大战，如蒯祺之死、和上庸申氏的倒戈，对曹公来说，或许都不视为损失。因而孟达此举，或许立功心切，配上这份军报，却又显得唐突。
但雷远也没有将之太当回事。他提笔给刘封写了封信，祝贺他拓土建功，又额外说了些峡江中的见闻，比如，近来吴侯频繁遣人带着礼物去慰问孙夫人，而孙夫人也遣人回赠了蜀地特产。他希望刘封在听说孙夫人有孕以后，能够冷静判断自身所面临的形势，莫要继续此前的胡思乱想。
反倒是这军报通传军府郡府以后，如向朗、蒋琬等人俱都不满，抱怨孟达行事肆无忌惮。原来蒯祺乃南郡名门、刘景升的旧部，并非曹公死硬部下，孟达就算急于挑一名荆州文人展现自家兵威，未免过分了。
何况，蒯祺的妻子便是军师将军诸葛亮的大姐！你仗着法孝直的威风在蜀郡横行倒也算了，来荆州杀人……是想给谁看？
就在宜都郡的郡吏当中，便有与蒯氏沾亲带故之人，当晚向朗便引着他们向雷远告假，说要带人奔往房陵，照顾蒯祺的家人妻子。
雷远听向朗一说，顿时吃了一惊。
他急书一份给孟达的信，解释向朗的来意，免得奔去太过突兀。
信末又提醒他，房陵紧靠着襄阳以西，这地方一旦有失，对襄阳便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恐怕荆州曹军会有对应动作，请子度务必小心。雷远其实是在提醒，房陵乃荆州辖境，足下想要立足，千万不能无视荆州士人。想来以孟达的敏锐，自然能体会他的意思。
向朗连夜就走。
而孟达拿下房陵，果然引发了曹军应对。然而不是挥军反击，而是迁徙民众，收缩退守。
原来自从江陵败绩之后，曹公担心荆州军北上侵攻，故而决意迁徙荆襄两城之间的民众，逐步将重心转移到宛城。从而以襄阳以南为瓯脱，再以襄阳、随县、新野三城，作为彼此掩护的前线军事据点。
安土重迁本为黎民之性。何况乱世绵延这么多年了，百姓们总有点见识，知道趋利避害。此前曹公勒令江淮百姓内附，结果无数百姓逃亡江左，便是先例。故而迁徙百姓，着实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麻烦事。
但这对曹军来说，确实是巩固防御、保障己方后勤而阻断对方进攻意图的妙策。而驻在襄阳的乐进又有戴罪立功的意思，所以行事格外激烈。
江陵、襄阳两城之间，自古以来多有水陆会要、富庶繁盛之处。哪怕近来来迭经战乱，可临沮、宜城、旍阳、鄀县、编县等地，仍然生活着数万口的百姓。
这数万口百姓，如今便遭横祸。
由于许多荆州大族子弟都被曹军抓捕了去换取夏侯惇和张合所部的俘虏，数万人里面，有官宦背景、稍稍得到优待，被允许携带个人财物和畜力的不过数百人而已。其余人等，不分男女老少，一概被驱赶如牲畜。
据江陵方面的侦骑所说，曹军分派十分明确，显然事先经过详细预谋。官吏当日通报，随即勒令百姓聚集，次日就编排部伍整装就道。百姓有不从者、有逃亡者，立杀无赦，甚至还多次纵火焚烧聚落，人为造成无家可归的局面。
有些百姓根本就没能去往北方，刚到襄阳、新野，就成了奴隶，被分赏给诸军将校，以振士气。
还有许多百姓突然遭逢变故，一点都没有准备。他们或者在半路因为没有冬装而冻饿而死，或者父母子女彼此失散，骨肉分离。待到十二月末的几日里，天空又降大雪，千万人恸哭长号，艰苦跋涉，其哭声就连远隔数十里外的江陵侦骑都能听得清楚。
江陵、襄阳两地，虽隔步道五百里，却势同唇齿。至于荆襄道上的各县，士人百姓，或为同族、或为婚娅，关系更加紧密。当时就有许多被曹军交换而来的士人成群结队，前往荡寇将军府，恳请关羽出兵夺回百姓。
可江陵方面在今年的作战中折损太过沉重了，终究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任凭士人们如何恳请，关羽只不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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