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
后来，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我从没听他说过爱这个词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 但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
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会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还有那种在私人生活中谦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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