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的男女之防如何？
中国古代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女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亲”。
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根据古希腊神话的记载，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圆球的两半，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出来的尤物。
不管怎么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女人也同样不能离开男人，因此，他们的男女之防并不大。中国神话系统中造人的“上帝”是位女性(女娲)，她“抟土为人”，取阴阳之理，以分男女，男女繁衍，以成氏族，进而有家国、社稷，最早时也不讲求男女之大防。孔夫子删定诗、书、礼、乐、春秋，孟夫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的口号，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或者怀有另种目的的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真有些可笑。
从孔子到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和耶稣基督一样，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渡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关于“子见南子”，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曾有过详细而又生动的描写。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写道：“(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悦)，孔子矢子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告诉我们：“子见南子”实际上是“南子见子(孔子)”——南子要求见孔子(文中的“寡小君”即南子的自称)，南子与孔子实际上见了不止一次面(起码两次)，最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南子并不觉得男女之间见面有什么不好，反倒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她要“招遥市过之”——招遥过市。这个时候还是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
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犯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任皇帝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服丧期间，斗鸡玩狗搞女人，因而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
为了使汉高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单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得找几个帮手。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又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里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大祸就要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立即说服杨敞，她说：“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是不与大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因为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
“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与田延年两个人一起研讨出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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