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年)，宋朝(960-1279年)的建立者，涿州(今属河北)人，出身军人家庭。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汴梁(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建年号为“建隆”。
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赵匡胤首先击溃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反抗，然后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同时又加强了对北方契丹的防御，结束了“五代十国”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初步实现国家的统一。
历史证明，赵匡胤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是永不消逝的英雄。他所建立的宋朝，历时300余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也清楚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相对羸弱，自太祖、太宗后即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甚至发生靖康之难，徽钦二帝及王室成员6000余人被俘北上，导致北宋灭亡;作为太宗一股几乎唯一的漏网之鱼，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偏安一隅建立南宋，活的也是苟延残喘，屈辱偷生。其根源在于：赵匡胤发动的“杯酒释兵权”事件，改由文官管理军队带来无比的混乱。这种安内守外，重文轻武，导致北宋日后“内重外轻”、“积贫积弱”的局面。
“杯酒释兵权”事件回眸
赵匡胤虽然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他没有高枕无忧。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事件，他深刻地认识到，武将们在废立皇帝、改朝换代方面有着非常大的能量。是啊，自己手下的武将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式来推翻他建立的皇权呢?思索之余，不寒而栗，他决定向那些使他感到威胁、声望较高又握有重兵的武将们开刀，以防患于未然。
赵匡胤首先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等重要军职，接着就导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喜剧。一天，赵匡胤召宰相赵普问道：“自唐朝结束以来的数十年，帝位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朕想结束天下的战争，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
赵普回答：“陛下讲了这事，是天地之福，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乱，非别的原因，就是藩镇的权力太大，君主弱而臣子强。今日如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只有削弱藩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政，将他们的精锐的军队没收，这样天下就会和平了。”
于是，在乾德元年(963年)春的一次上朝议事后，赵匡胤特意留下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徽、罗彦环等诸位高级将领到后花园饮酒。酒至半酣，宋太祖对部下们说：“我若没有诸位出力，也到不了今天这一步。不过身为天子，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还不如做节度使逍遥自在。”
此话一出，令在座武将们个个大惊失色，石守信说：“陛下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天命已确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回道：“谁不想要富贵?你们虽无异心，然而倘若你们部下希求富贵，一旦以黄袍加你之身，你虽然不想做皇帝，能办到吗?”
石守信等众将一听，忙离席跪下磕头，哭着说：“臣等愚昧，不能了解此事该怎么处理，还请陛下可怜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自己让他们放弃兵权的想法，开导道：“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众将明白了皇上旨意，答谢道：“陛下关心臣等，真可谓生死而肉骨啊!”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原任“侍卫都指挥使”兼“归德节度使”的石守信，改为“天平节度使”，保留“侍卫都指挥使”的虚衔;原任“殿前副都点检”兼“忠武节度使”的高怀德，改为“归德节度使”;原任“殿前都指挥使”兼“义成节度使”的王审琦，改为实任“忠正节度使”;原任“侍卫都虞侯”兼“镇安节度使”的张令铎，改为“镇安节度使”。而对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另选一些资历浅、名望低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不久，赵匡胤又将地方上的行政、财政权收归中央。
赵匡胤几杯美酒，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武将们专军权的问题，使得宋朝此后三百年间没有发生一起类似于“黄袍加身”的政治事件，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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