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风血雨后，六朝古都全城笼罩在日军的恐怖统治下。
日军血洗南京城，仿佛是要刻意告诉中国人：不归顺日军，会有怎样的下场。幸存的南京市民看着日军耀武扬威，敢怒不敢言，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詹氏兄弟还要继续潜伏下来刺探情报，必须回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忍字心头一把刀。虽然身负家仇国恨，詹氏兄弟却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詹长麟明白，自己赤手空拳，如果和日本人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
1937年8月日本总领事馆关闭，詹氏兄弟也暂时回家。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改设在鼓楼旁之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到1940年11月才“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因此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白天里，詹氏兄弟仍然不动声色地给日本人做着仆役，但暗地里却加紧刺探情报。他们心里已经不再满足于日常的情报工作，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给日本人致命一击，报仇雪恨。
詹氏兄弟白天默默做工，悄悄刺探情报，晚上悄悄把情报传出去。在旁人眼里，他们也许只是日本人的“狗腿子”。
苦等了一年半后，机会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员要在6月9日到南京领事馆视察。詹长麟立即把这一情报向上报告。
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6月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
日伪众高官受邀参加酒会。日方计划参加酒会的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开始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买酒。
一次投毒行动在同时积极筹划着。詹长麟被选定为投毒的实施人，并被要求与日军同归于尽。
对于惨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人民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复仇机会。隐忍了许久的詹长麟毅然接受这个任务。
“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詹长麟仔细研究了投毒的程序后提出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
6月10日一早，詹家所有人——詹氏兄弟的父母、詹长炳一家、詹长麟一家，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却吃得默然沉重。
离别饭后，家人由专人护送，悄悄从下关渡江去江北，而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
晚上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预定计划，事先就请了假：“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趟医院。”
宴会就要开始了，日本总领馆内的人都在忙着，似乎没人察觉到詹长麟的举动。报仇的时刻一点点迫近，詹长麟没有慌乱，为确保投毒万无一失，他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开始投毒。药粉被悄悄取出，又全部倒入酒壶，詹使劲摇动酒壶，看着粉末均匀溶解在酒里，他缓缓舒了一口气。
看到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詹长麟强压忐忑和紧张，捧着酒壶，走到桌边，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立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酒会开始了，伪“维新政府”的政要按时来到，但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未能出席。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总领馆人员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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