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官方的报告，战争使家庭生活处于巨大压力之下。1914至1915年，结婚人数的骤增很难让人安心。事实很快表明，匆忙结成的婚姻，通常难以承受长期分居而造成的紧张。
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离婚率则飙升。例如，在法国，离婚个案从1909至1913年的例骤增至1923年的例。长期分离后重修旧好的种种困难是绝大多数离婚个案的罪魁祸首，但道德家则注重这种看法，即，当丈夫在前线英勇地冒死作战时，妻子却背叛了他。
不忠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成了可笑的事情。在中欧，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电影院经理警告其观众，一个告假的全副武装的骑兵正准备进入戏院，以搜寻他的妻子和情人，结果立刻有23对男女逃之夭夭。女人们背叛丈夫，与那些因不适合服兵役而留在家里的男人勾勾搭搭，已是恶劣得可以。英国报纸抱怨说，妇女们还同收入高的美国军人勾搭。在德国，政府因发现有妇女与战俘交往而愤怒异常。
尽管如此，当殖民势力将非洲裔的士兵带进欧洲时，民族主义者才算真正遭遇到了最可怕的噩梦。种族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兵源补充造成了对"白肉"(whitemeat)的天然嗜好，他们还为欧洲妇女变态渴求这类艳遇以及与之相关的可卡 因和吗啡而感到悲哀。英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歇斯底里地公开指责道，法属塞内加尔军队根据凡尔赛条约驻扎在莱茵兰地区不啻是对强奸的一种鼓励。
私生子比例升高，被一批忧心忡忡的人当作不忠妇女人数增多的证据。德国私生子的比例从1913年的9.77%上升至1918年的13.10%。在英国，评论家也指出，到1915年，私生子的出生率将飙升。《盾报》(theShield)报道，"战争婴儿"(其含义就是私生子)多由年轻女子所生，其死亡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即便私生子比例并未升高，这也是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的结果。在法国，据称有许多因遭德国人强暴而怀孕的妇女想要堕胎，这甚至使那些保守人士也为这种形式的堕胎辩护，说它确是那些他们眼中的"战争受害者"解除自身痛苦的适当方式。那些只是因为不想有孩子而中止妊娠的妇女，被医生和教士指责为"种族自杀"的帮凶。这种对妇女背叛其国家、其性别的挥之不去的幻想性成见，最终合乎逻辑地导致"女同性恋间谍"之类想法的出现。在英国，这些幻想的产物便是斯潘塞上校一手编造的所谓"黑皮书"和毛德·阿伦同性恋崇祀的故事。此公无疑部分地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刺激，即1917年10月15日，法国政府处决了玛塔·哈里(MataHari)荷兰舞女、名妓。出生于殷实帽商之家，曾受高等教育。
1905年在巴黎当舞女，因美貌动人，会跳东印度舞蹈，尤其是可以当众一丝不挂，趋之者甚众。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7月25日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至于其是否德国间谍，现在尚无定论。--译注，原因据称是此人参与一系列性狂欢，以此为德国人刺探情报。
男性评论家将其性恐惧投射给妇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战火纷飞之际，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身处前线的男子同样成为不道德的欲望的牺牲品。战争及其造成的种种牺牲，从一开始就被许多人看作是疗救现代物质主义的解毒药而受到欢迎。作战双方的国家主义者将这场战争视作一次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的测试，他们号召青年男子展现自身的勇敢、坚定和自我牺牲的男性美德。
那些担忧性别界线日渐模糊的人相信，战争将使两性回归各自的"自然"角色。雄赳赳的男人前去战斗;妇女们则看守家园。男人们有机会摆脱女人烦人的干扰，可以在军队中找到质朴而良好的同志友情。军队操练他们，剪去他们的头发，给他们套上军服，让他们团结一心，让他们看起来更壮硕、更强大。
流行报刊将国家的"男人们"说成是有力而阳刚的武士;而敌人则是怯懦迟疑的堕落者。于是同盟国说皇帝"强暴"比利时，一个法国性学教授可以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读者，研究表明，法国人和德国人有天生的性虐待的嗜好。
英国的宣传机构称德国人为"匈奴"--亚洲的野兽，喜欢割下无助妇女的哺乳部位。英国人历来将淫邪行为的传播归罪于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接触。于是，英国人一再谈论法国式的接吻、法国式的书信等等。然而，当法国成为其战时盟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开始攻击德国人，说他们是危险的"性另类"。至于法国人，则认为其绝大部分的邻国比他们自己更具同性恋倾向，比如，他们提到了意大利人的邪恶和阿拉伯人的风俗。他们一贯将英国的公共学校，连同其仪式性拍打惯例视做性虐待和受虐狂的温床，但在战时其言论又不得不谨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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