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权力——大臣的政治格局中，权力就像是一台天平的指针。指针偏左，可能会出现独裁皇帝;指针偏右，多半要产生傀儡皇帝。因为有命无运、有名无实、有位无权，所以，傀儡皇帝大都被权臣搞得很郁闷，很狼狈。
在历代傀儡皇帝中，被人挟持者有之，被人废黜者有之，被人幽禁者有之，被人砍头者有之;但是，被人当众警告，当众臭骂，当众殴打，甚至被人当众指责“谋反”者，恐怕也只有东魏的孝静帝了。
孝静帝(524—551年)，名叫元善见，祖父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父亲是清河王元亶。北魏末年，高欢操控了生杀予夺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于是逃离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元修走后，高欢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大司马，全权处理国家政务。
元亶还没即位，就“出入已称警跸”，而且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不把高欢放在眼里。鉴于此，高欢把元亶赶下台，另立元亶的世子元善见为帝，改元天平。这样一来，北魏同时出现了元善见和元修两位皇帝，从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东魏初期，时局动荡，烽烟四起。东面兖州、青州的起兵，西面西魏的掳掠，南面萧梁的进攻，这种复杂的局势，是11岁的孝静帝所无力应付的。再者，父亲的废立遭遇，也让他学会了隐忍，一切唯高欢之命是从。不久，东魏都城从洛阳迁到了邺城。
当时，邺城出现了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青雀，暗指孝静帝;鹦鹉，暗指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道出了北魏皇权的一败涂地和少年天子的艰险处境。孝静帝从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无法摆脱傀儡皇帝的屈辱命运。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叛逆、复辟君位起家的，所以不敢轻易篡位称君。孝静帝自幼聪明，几年的傀儡生涯使他更懂得人情世故。为了拉近与高欢的距离，天平四年(538年)，孝静帝主动提出立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对此，高欢“前后固辞”，孝静帝死缠硬磨。直到兴和元年(539年)五月，孝静帝才如愿以偿地成为高欢的女婿。此后，高欢表面上对孝静帝还算谦恭，孝静帝也成长得有胆有谋，文武双全，《魏书》称他“好文学，力能挟石狮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大有“孝文之风”。
武定五年(547年)，高欢去世，高澄承袭父职，继续把持着东魏朝政。如果说高欢还算有点良知的话，那么，高澄简直就是蛮夫，就是野兽。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是高家打下来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为了控制孝静帝，高澄提拔心腹崔季舒当黄门侍郎，监视孝静帝的一举一动，并随时汇报。有一次，高澄写信问崔季舒：“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
意思是说：“皇帝比以前如何?痴癫情况好些了没?你可得给我用心盯着!”
此后，孝静帝处处受高澄掣肘。
武定七年(549年)四月，高澄趁“侯景之乱”，攻陷了萧梁不少城池，孝静帝被迫封高澄为“相国，封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有了功勋，有了高位，高澄的篡逆之心更加膨胀，而对孝静帝的欺辱、羞辱和侮辱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据《资治通鉴》记载：“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
马骑快了，就要受到警告;敬酒不吃，就要挨打挨骂。拓跋珪当年的雄姿，拓跋宏昔日的风采，随着北魏皇权的衰落，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但是，孝静帝绝不是懦夫。尽管他身为傀儡，尽管他无力抗争，但“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
这句话，就足以看出孝静帝秉持着宁肯亡国，也不接受小人摆布的决心和勇气。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此时此境，孝静帝咏颂谢灵运的这首诗，不仅仅是受辱后的自我解嘲，同时也是反击前的振臂高呼。不在屈辱中沉默，就在屈辱中爆发!
这首《抒怀》，是当年谢灵运起兵前的战斗檄文。韩亡子房奋，是说张良雇人锤击秦始皇，立志为国报仇;秦帝鲁连耻，是说鲁连以魏国屈从于秦昭王为耻，主张联合抗秦。侍讲大臣荀济，显然听出了孝静帝的心声，于是与元瑾、刘思逸等人密谋讨伐高澄，以解皇帝之危。由于朝中尽是高澄的耳目，他们便选择了“地道战术”，即在皇宫日夜挖掘通往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与孝静帝逃出皇宫后，组织天下兵马，与高澄决一死战。可是，当地道挖到城门附近时，守门军官听到地下有响声，便上报了高澄。荀济等人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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