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毕业生“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入监读书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个口子一开，包括重新坐上龙椅的朱祁镇在内，后来的皇帝差不多都学着干过，国库一没钱，边防粮饷一没着落，地方一闹饥荒，就会这样干。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大闹饥荒，时当地主政官员便上书北京，要卖“南大”的招生指标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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