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 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的改革
皇太极这个人很不简单，以往我们过多把目光放到他在军事的胜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才正是后金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他实行对对汉官汉民的残暴政策。屠杀、镇压、奴役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后金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马上就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这个新法令要求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
这些政策的颁布对后金汉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后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十分简陋，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致力于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统治机构。
皇太极通过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过程，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从而巩固了皇权。
因为皇太极的锐意进取，大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体制改革，为将来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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