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死后，汉武帝没有任何羁绊了，他要一展雄图，他修改法律，使西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大辟四百零九条”，他所奉行的重刑主义之繁苛由此可见。可以说，汉武对“文景之治”的另起炉灶，翻开了中国刑法史上最酷烈的一页。
但是，治国手段的打、杀、罚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则需要洗脑，要统一思想。
关于统一思想的智慧，不独今人，古人很高明。汉武帝在窦太后死后的第二年，就“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久，他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中国两千年，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要独尊儒术?
汉武帝这人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位喜欢儒生的人。他和他的先祖刘邦一样，都认为儒生酸酸的，一股酸腐之气。刘邦甚至一看见儒生，就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撒尿。
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追随文帝推崇的是黄老哲学，因此，“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社会和谐而繁荣了。中国这个社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历史上看，有时皇帝兢兢业业地上朝理政，管得太宽，管得太多，管得太细，民众的生活、生产水平反而下降。
皇上不管了，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农人们自在地耕种，自由了，丰衣足食，连六畜都兴旺了。例如文景二帝，实行无为而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了。
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与变法，最要紧的就是“放权”，只要皇帝和大臣们不管，让小民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生产就发展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但是，上天赋予人类之口的两项基本权利——吃饭与说话，人们既要吃饭，也需要说话，文人们针砭时弊，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习惯，那时战国七雄并立，文人们要话语权，你奈他何?你要处置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弄不好，知识分子走人，到他国去了，人才的流失，有时对王国的威胁甚大。如商鞅离开魏国，韩信离开楚国。但是，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九州社稷，天下归汉，你往哪里跑?
胡言乱语，威胁君王的统治，杀你没商量。即令你忠心耿耿，但苦口良药也让皇帝十分的不快，甚而恼羞成怒。当然，汉武帝毕竟是汉武帝，他绝顶聪明，他知道打、杀、罚只能管治人的肉身，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因此必须借助一种文化的力量才能统一思想。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的道统最符合统治。不是吗，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多好，特别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至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把家与国合二为一，君王不仅统领“国”，还渗入“家”，君王的权力无处不在。
从商鞅变法将君王的政治权力渗透到农人的生活与农业的生产之中，政治便无孔不入了。而商鞅、李斯等人将酷严的刑法覆盖社会，虽然用法术势封住人们的口，但寒蝉效应使人们普遍将不满甚至仇恨深埋心底。因此，仅仅靠打、杀、罚等镇压手段还不够，选择儒家思想最适合统治。
因为，儒家的道是王道，儒家的制是礼制，儒家的政是仁政(理论与实践不一定结合)。反正，儒家维护君主专制是有一整套理论的，关键是冠冕堂皇，拿得出手。因此，汉武帝选择独尊儒术，既能统一万民的思想，又能通过罢黜百家，让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于是，儒学即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登上历史舞台了。
董仲舒这人运气一直不好，可以说是一位一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但是，当汉武帝发出求贤令后，他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于是，董仲舒捉刀弄笔，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一篇绝代名作——《天人三策》。
董仲舒以《天人三策》一文，名闻天下。
汉武帝派人把他迎进宫来，董仲舒欣喜若狂，他在宽敞华丽的大殿见到了这位英武气盛的皇上，历史上一场影响千年的君臣对话开始了……
中国的读书人从古至今，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面见皇上，以显示自己的毕生所学，施展勃勃抱负。运气好，能入相晋爵，为国君分忧，为国效力，扬名立万。因此，这类君臣之间的对话，是史书上津津乐道的话题，读书人趋之若鹜的就是需要这个境界这个际遇。像商鞅，他通过与秦孝公的四次对话，最终获取显赫的官位，实施他的变法。而后世的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对话都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有关董仲舒面见汉武帝提出“天人三策”的内容，历史上的说法不一，但，董子阐释天命与灾异的善恶因果，以及改变黄老无为之治而倡行儒教德治，践行德主刑辅乃至独尊儒术统一万民思想的治国对策，引起汉武帝的深思。
按董仲舒的说法，只有独尊儒术，才能统一思想。董仲舒用阴阳学说作比附，以“天人感应”为先导，提出了系统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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