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一直以来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
包拯、海瑞等着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
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
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
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宋仁宗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
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
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责，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
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
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
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
《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
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是耐人寻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刻”字上。这个“刻”意义很广，既包括用法严苛，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强硬，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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